明清吴中地区的县衙与社会

县衙是传统中国地方行政展开的基础与重要空间,与县政建设及地方民生之关系密不可分.以苏州府为中心的吴中地区,在明清两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里的州县行政既很成熟,又较复杂.本文以县衙的考察为中心,扼要地分析了其内部建构与外在表征在明清两代的若干变化侧面,进而论述县衙与地方社会的内在关联,以及在当世民众心目中的感觉与评判,并藉此透视州县行政与社会关系的地区差异和时代变迁,从而对帝国后期的州县地位和作用进行重新评判.     

从多数政治走向共识政治——完善县级人大代表选举投票方法的思考

中国县级人大代表选举采用的投票方法是全额连记法。此方法虽然简单易懂,却典型地体现多数政治的缺陷。在此投票方法下,一些群体的声音与利益不易得到表达,也容易触发策略性投票。而认可票制能较好地解决全额连记法存在的问题,进而实现共识政治,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实现。中国如要改进县级人大代表选举的投票方法,认可票制是较好的选择。     

当下中国县域政治权力生态恶化之探析——基于现代国家构建的视角

当下中国部分县域地区政治权力生态恶化的客观现实,引起了国内学界的高度关注,学者们在对现实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的方法,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关注县域政治权力生态恶化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大量的解释模型中,现代国家构建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认此为切入点,探析县域政治权力生态恶化的深层次原因,结果表明:国家权力在某些公共领域的不适当退出,以及国家能力的不足,导致了县域政治的衰败和紊乱.     

库伦旗的文化底蕴和传统精神——纪念库伦旗始建380周年

在清代库伦旗是蒙古漠南地区唯一实行政教合一体制的旗,也是清朝全境七个政教合一旗中最先实行此体制的旗。它始建于1634年,已有380年的光景。在近四个世纪的历程中,库伦人民以智慧和勤劳,创造了灿烂而独特的历史文化,其文化底蕴和地域特色主要表现为佛教文化、萨满文化、安代文化、多元文化、习俗文化和口承文化。同时,培育和成就了库伦人民集体的精神品质即自强精神、包容精神、革命精神和安代精神。历史与精神是同步的,在逐渐形成的精神主导下,库伦人民克服和战胜了一切艰难困苦,不断创造了库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库伦传统精神迸发出新的活力并强力推动着库伦旗的各项事业。     

清初巴蜀土著孑遗数量补证——从四个县志的“族姓”资料所见

对于明末清初80余年战乱之后巴蜀（包括今四川省和重庆市）土著孑遗数量学者们多有研究,人口数在50-80万之间是迄今为止该项研究的基本看法。本文依据《云阳县志》、《宣汉县志》、《简阳县志》、《合川县志》“族姓”资料作个案研究,推算出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巴蜀土著孑遗与移民分别占当时巴蜀总人口的58％和42％。但是,对巴蜀土著居民与移民数量的估计仍然绕不开其他研究者所依据的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1723年（雍正元年）巴蜀户口数。     

大厂回族来源考

大厂回族自治县位于京三角交通要地,是距离北京较近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回族在此聚居有着多方面的历史因素,回族形成之前的域外穆斯林及其他民族融入、回族形成后的军事移民、政治移民、经商回族流入、外国穆斯林后裔等是大厂回族先民的来源。     

发展经济学视野下的县域经济发展方式思考——以江苏省连云港市为例

江苏沿海开发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连云港市以及县域经济与社会发展必须抓住机遇,集聚优势,突破约束,扬长避短,勇于创新,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全面跨越。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河北省国家级贫困县县域经济综合评价

针对河北省县域经济发展落后,国家级贫困县较多的现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将39个县进行顺序排列,并对贫困县经济发展提出了解放思想、发展特色经济,注重可持续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加大对国家贫困县资金的倾斜力度、推进小城镇建设的进程政策建议。     

县域产业结构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湖南省为例

产业结构的状况与经济增长具有密切的联系。产业结构差异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区域产业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产业结构的优劣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标志。湖南县域经济产业凸现“农”的特征,产业结构差异大、分布呈现区域特征。运用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关系模型,分析了湖南省88个县域经济体在2004--2008年内产业结构差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表明：各县域经济体产业结构调整与变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巨大,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小公社体制在乡村的确立——基于民族志研究视角

从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对洪湖地区的小公社体制循序渐进的进程进行了细致梳理。大公社制度在所有制、分配制和生产责任制等方面的弊端暗含了这一制度必然向小公社所有制方向转变的逻辑。从这一转变的繁难过程中可以看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是以顺应农民劳动积极性为出发点的,也是人民公社在所有制方面所能容纳的最低限度。小公社体制基本稳定下来后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