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戴震的《毛诗补传》

考证《毛诗补传》,从释诗特点来看,戴氏解《诗》讲求实证,尽可能以史实、风物民情、俗语以及各种名物制度诠释诗语,力求还原诗语之本义;从诗学观点来看,戴氏解《诗》重诗旨。围绕“旨”之传达,戴氏考析诗人之“意”与作品之“辞”的复杂关系,以及诗的“喻象”、“借比”对“诗旨”的表现意义,提出“托”于表象以见“旨”的诗创作形态。     

"双陆不胜""鹦鹉折翼"来源考

“双陆不胜”、“鹦鹉折翼”反映的是武后还政于李唐的事情。这两则故事在历史上流传广、影响大,范仲淹《范文正集》、苏辙《栾城集》、李弥逊《筠谿集》均有引用。然而《旧唐书》未收二事。《新唐书》载有“双陆不胜”,《资治通鉴》亦载有“鹦鹉折翼”。实际上这两件事属于民间传闻,而这民间传闻又与佛经和佛经变文有着密切的关系。     

金平傣族多重信仰文化探析

金平傣族是一个跨中越边境而居的特殊族群,可细分为白傣、黑傣、普洱傣以及曼仗傣等四个亚族群。由于历史渊源、分布地域的不同以及社会文化的差异等原因,其信仰文化具有与其他地区的傣族不尽相同的特征。本文在长期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金平傣族的多重信仰文化进行初步探析,认为金平傣族的信仰文化呈现出以民间信仰和南传佛教信仰为主、兼有道教文化以及儒家文化信仰的多重信仰文化的特色,这实际上是多种信仰文化长期交融与变迁的结果。这一结论有助于改变以往学界对傣族似为“全民信教”（信仰佛教）或“双重信仰”（民间信仰与佛教信仰）的简单化认识。     

薛福成与中英梅生私运军火一案的交涉

梅生案是上海、镇江两海关在1891年查获的一起以英国人梅生为首的私运军火案。由于治外法权的存在,该案由上海会审公廨审理,最终的结果是判处梅生九个月监禁。此案显然是重罪轻判,清政府对此判决深为不满,责令当时的驻英大使薛福成就此案与英国外务部进行交涉。经过多次艰难的交涉,梅生最终被驱逐出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尊严,阻止了军火走私的蔓延之势,从而为中国赢得了一个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     

《娥并与桑洛》和《阿诗玛》篇法比较

《娥并与桑洛》和《阿诗玛》分别是傣族和彝族代表性的民间叙事长诗。二者在篇法上呈现迥异的审美风格倾向,前者优美,后者凝重。它们的篇法不只是与逻辑和认知相联系的话语规则,本身就是隐喻和象征,是对各自民族文化性格的生动写照。借助叙事学分析,更有助于我们看清这一点。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与适应——以金沙江河谷傣族为例

人类同所有动物一样,都面临着适应自然环境的问题,这个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金沙江河谷傣族在长期迁徙和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地寻找、选择最佳生存环境,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生长机制。这种文化生长机制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达到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     

吕大临生卒年及有关其《祭文》之作者考辨

吕大临是关学研究中的重要人物。通过甄别当前学界关于吕大临生卒年的各种异说，可以得出吕大临生于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卒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并结合史料对《伊洛渊源录》卷八关于吕大临的《祭文》之作者作出合乎逻辑的考辨。     

Research on the Source of Pan Lei＇ s Historical Thought

清初潘耒以＂史才＂鹤立于词科。其求学与成才之路固然受到家学传统之影响,但论及师承关系,潘氏乃集众家史学之长于一身。其师如顾炎武、徐枋、戴笠诸辈之治学偏重不同,皆对潘氏影响至深。但由于时代变迁,潘氏所处的社会地位发生剧烈变化,导致其史学精神出现了＂变调＂。     

《醒世姻缘传》人名臆解

《醒世姻缘传》通过谐音、照应、拆字、用典、白描等方法给人物命名，利用人名寄托作者对这一人物的品格、职业和在故事中的功能的评价和暗示。这些人名具有强烈的诙谐感和反讽效果，体现了作者对世道人心的评价。通过谐音法还可推测作者“西周生”可能是“戏诌生”、“戏众生”或者“戏诸生”的谐音，而“环碧主人”可能是“幻笔主人”的谐音。     

商鞅变法得失新析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为彻底的一次封建化改革活动。这次变法既有值得后来改革者认真总结和借鉴的一系列成功的宝贵经验,也有不少极为沉重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