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看译者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以鲁迅早期译介域外科学小说的个案研究为例

翻译适应选择论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学说引入翻译理论研究,凸显了译者的主体性——译者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指导下,以鲁迅早期译介域外科学小说为个案研究对象,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选择、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并依此择译合适的文本、实现＂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转换＂,以提高＂最佳翻译＂的＂整合适应选择度＂。     

郭象的自生说及其理论吊诡——基于郭象哲学知性品格的分析

郭象对有、无的涵义进行了重新阐释,并通过无不能生有和有不能生有的逻辑推演提出了事物自生的观点。郭象的自生说混淆了事物的生成方式与事物的生成本原问题,从而造成无法克服的理论吊诡:自生必须承认自生的主体,否则就不具有任何实际的意义;而一旦承认自生的主体,则又成为他生而非自生。郭象试图用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的玄虚说法规避这一矛盾,但事物自何而生的问题并未因这种悬搁而消失。自生说本质上仍是一种生成论。     

鲁迅的现代意识

鲁迅的现代意识引领中国重构精神文化体系的探索历程,打破传统意识统治而倡导域外文艺译介;同时他剖析国民劣根性,旨在点亮思想革命之火,燃尽中国陈旧的思想意识,使中华民族涅槃新生;猛烈批判守旧派的理论主张,以进化理念来呼唤中国民众觉醒,希图建立崭新的意识结构。鲁迅的现代意识对中国向现代过渡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和启蒙意义,在中国精神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永恒的一页。     

庄子“法天贵真”与其人性论

庄子哲学中“道”既存于本体世界又存于经验世界,这造成了“道”在两个世界的“割裂”,从而相应地分成“道之真”和“道之气”两个方面,进而,这种“割裂”被带入其人性论中,造成人性的“割裂”,则其人性相应地分成“人性之真”和“人性之气”,这两方面相互制约和斗争,构成了人性的内在矛盾。庄子在《渔父》中提出“法天贵真”思想,分别从本体层和经验层来解决此人性矛盾,从而既使“人性之真”和“人性之气”形成了良性互动的人性论图式,又使得生活在经验世界的个体人超越为体道真人。最终,在人性和人生两方面实现了由人向“道”的回归,也使庄子哲学得以完整。     

鲁迅对普列汉诺夫“唯物史观”的接受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普列汉诺夫等苏俄文论家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成为国内知识分子自觉的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的重要资源,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首先开始对普列汉诺夫的批评理论进行系统译介和研究工作的人便是鲁迅.作者从鲁迅与普列汉诺夫的学术缘分,普氏“唯物史观”对鲁迅“进化论”思想的重建、鲁迅的“硬译”原则等三方面分析鲁迅对普列汉诺夫“唯物史观”的接受这一问题;以阐释文化立场在译介对象的选择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细读与表现——北岛的诗歌翻译观述评

北岛在《时间的玫瑰》一书中所体现出的诗歌翻译观可以概括为以知音的身份进行细读的翻译理解观,以及用纯粹有力的语言重塑节奏的翻译表达观。北岛的诗歌翻译观属于表现的翻译观,与传统的再现的翻译观有根本的区别。认识并尝试建构表现的翻译观对于解决当下关于诗歌翻译的争论、建立良好的诗歌批评机制、提高译诗质量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宋末元初西域画家高克恭及其山水画艺术略考

高克恭是宋末元初绘画史上一位著名的山水画画家。作为宋末元初山水画绘画风格转型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高克恭在繁忙的政务之暇,还创造出了丰硕的绘画成果。他的山水画风格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极大的。主要阐述了高克恭的生平,并且研究了他的山水画艺术风格特征及其主要贡献。     

元杂剧爱情剧中的文人书生形象论

元杂剧爱情剧中的男主人公几乎全是文人书生,他们饱读诗书,富有才学,不顾门户之见,大胆追求爱情,当爱情受到阻碍的时候能坚守爱情,并且功成名就以后并不移情别恋,这是他们积极的一面.他们也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抗争不激烈,不彻底,对压迫势力妥协.他们的消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文人书生的生活状况及他们的人生追求.     

个性化·陌生化·冷抒情——论西方文学与文化影响下的古筝诗歌

女诗人古筝非常重视对外国文学和文化的研究与学习,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古筝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诗歌观念和审美追求。古筝借鉴西方现代诗歌的创作理念和写作技巧,形成了自己个性化、陌生化和冷抒情的创作风格。     

关于从“左联五烈士”向“龙华二十四烈士”的还原——兼谈所谓《为了忘却的记念》的“叙述矛盾”

中共党史上的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牺牲者是在反对王明而集会时被告密,从而遭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故对事件真相的揭露和对暴政的抗议长时间受到来自国共双方当权者的禁锢阻挠;而二十四烈士之中的柔石等五位是左翼作家,鲁迅和左联冒着生命危险悼念同志和朋友被害,揭露事实真相,使左联五烈士事件造成的影响远大于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这并非鲁迅和左联有意掩盖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真相,而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向外界揭露真相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