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研究述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其发表50周年之际,文章着重从近年来学术界对该文献研究的成果、研究的新视野、研究中带有争议的热点问题及研究中的不足等方面作一述评,以为纪念.     

注重组稿和审稿提高学报质量

组稿是保证稿源的重要条件,也是保证稿件质量的重要环节,同时亦是发现作者和培养编辑的重要途径;而审稿则是保证学报学术质量的关键。重视组稿和审稿,对提高学报质量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先秦的“法治”思想和实践考量

先秦法家在与儒家“礼治”的争论中提出“法治”思想,并与战国时期富国强兵的国家策略结合,变法图存的“法治”实践此起彼伏。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秦国由此迅速崛起并最终吞并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国家。秦帝国的建立是“法治”思想和实践的里程碑,大秦将集权专制和“法治”相互糅合,将法家重刑思想发展到极端,走向了崇尚暴力和滥刑滥杀的野蛮恐怖境地,导致天下怨叛,秦王朝二世而亡,君权至上最终将法治引向了集权专制的死胡同。     

对中国行政法的反思:一个香港的视角

中国的现代行政法与中国古代法律传统没有多大的延续性。相比较而言,英国行政法有着其引以为荣的绵延数世纪的历史,其重心在于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中国行政法的结构与英国行政法的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中,就司法审查的范围而言:首先,抽象行政行为不受司法审查;其次,内部行政行为不受司法审查;再者,《行政诉讼法》只授权对某些类型的具体行政行为案件进行司法审查。就行政行为的审查理由或标准而言,中国法律的有关规定要比英国或香港的较为有限。但就一方面而言,中国法律提供的审查空间和力度似乎比英国或香港更为宽泛,这便是对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的审查。     

近年来国内政府信任问题研究综述

基于解决实际问题的现实考量,我国学术界深入展开了对政府信任问题的理论研究;在政府信任的概念诠释、理论模型以及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理论成就;不仅成功开辟了政府信任问题的历史发生学视野、结构化视野和学科化视野,而且有效地促进了政府信任研究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塑服务型政府以及推进政治现代化等实践之间的有机结合。     

从改革引擎到规范对象：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的法治化路径

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是地方政府为实施法律、执行政策,在法定权限内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以外的用以规范行政主体或不特定相对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可反复适用的决定、命令、办法、指示等。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实施,有效弥补了制定法的缺陷,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升了地方政府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但同时,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的多样性、制定程序的随意性、监督机制的缺失以及制定过程中的以权谋私行为,容易侵害当地民众的合法权益,也损害了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为实现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的法治化,应当通过明确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规范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保障民众参与规范性文件制定的权利、完善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制度以及健全“问题”规范性文件的惩戒机制等措施,有效提升规范性文件的质量。     

西方国家关于国家风险与FDI关系的研究综述与启示

本文对近些年来国家风险与FDI关系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主要包括国家风险内涵的界定、国家风险的评估与投资决策以及国家风险与FDI关系的研究文献三个方面。通过整理分析发现：西方学者对于国家风险与FDI的分析缺乏理论基础,忽视了国家风险的双重性质,同时也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给予足够重视,这些都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     

论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应当改变原有的排除对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规定,而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中。法院应当享有对部分行政法规及所有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原告和第三人既可以在起诉时也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向法院提出对抽象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请求;法院在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应当奉行合法性审查原则、附带性审查原则和拒绝适用原则。     

重新认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文章在分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两个基本特性——批判性和科学性以及劳动价值论产生以来所面临的挑战的基础上,阐述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意义,力图从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上进一步解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浅析我国死刑制度改革——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为例

死刑作为对犯罪分子最严厉的处罚,在我国的刑事法治中一直处于独特的地位。但我国死刑制度罪名过多,涉及面过宽,已经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我国当前发展的实际情况,刑法修正案（八）删去了经济型的非暴力的犯罪的死刑罪名,严格限制死刑适用对象,从而提高了我国的人权状况,顺应了时代发展和国际潮流,使我国死刑制度更趋完善,有效地推动了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