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雅俗互融－－兼论张恨水、张爱玲、赵树理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多年来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缺乏对通俗文学的重视.实际上,在抗战时期,处在不同政治地域内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家张恨水、张爱玲、赵树理的创作均已表现出雅俗互融的风格.但由于他们的出身、生活经历和文化底蕴不同,因此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特点.     

孙中山与头山满交往述略

孙中山在从事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曾积极争取日本朝野人士的合作与支持。他与日本浪人首领头山满,有长达28年的交往,保持终生的友谊。文章根据中日相关史料,对孙中山与头山满的交往史事,进行了梳理,并对这类交往在孙中山与日本关系中起何种作用等问题,予以探讨。     

对转型期中国劳动关系影响的分析

对于转型期中国劳动关系影响的分析,学术界目前大多是从劳动关系内外部因素影响的角度来加以研究的,但却忽视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劳动关系对以上诸因素的反作用分析。转型期的中国劳动关系对劳动关系内部构成因素即企业、劳动者和政府有重大影响。     

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时期对民间信仰的改造

中国共产党进入赣南和闽西地区后发现当地群众在心理上过度依赖民间信仰,这种情况对于建立和稳固苏维埃政权产生了碰撞和摩擦。为此,中国共产党期望通过法律制度、社会教育及发展戏剧等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民间信仰加以改造。随着群众革命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农民群众崇拜神灵的观念逐渐弱化,开始从神权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思考自身作为“人”的主体性。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对民间信仰的改造有利于乡村社会群众革命意识的觉醒、民间信仰活动开支的节省以及社会文明的进步。     

新建本科院校“课堂革命”探论

“课堂革命”是对课堂教学所做的深刻革新与变革,是新时期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进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与途径。新建本科院校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经历了新建发展阶段后,正在积极探索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从关注办学条件以及硬件建设聚焦到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上来。因此,回归课堂教学,开展“课堂革命”成为现阶段新建本科院校的首要任务。这必须从分析新建本科院校“课堂革命”内涵入手,明确新建本科院校“课堂革命”的背景及动因,进而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教学评价四个实践操作层面指出新建本科院校“课堂革命”的取向,以期能够为新建本科院校更好地开展“课堂革命”提出有益的参考。     

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的理论阐释及其当代意义

以斗争为生命要素的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运思中,马克思确证了社会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天下最权威的东西”和“人民权利的法律根据”,同时还回应了工业革命和资本逻辑背景之下反对旧的社会关系和联合的革命行动何以可能的问题。在马克思的致思理路中,他先后聚焦物质利益、异化劳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而分别阐发了他的社会革命思想。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是与众不同的,它既是革命理念与革命行动、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经济革命与人类解放、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相统一的总体性革命,又是历史地回应时代之问的人民革命。在新时代,我们必须高扬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和精神,在理论上肃清消解、否弃、拒斥革命的误识,在实践中继续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     

热力系统的经济评估

上海第四制药厂在抗生素生产过程系统节能技术研究中对该厂的热能供应系统提出了３个改造方案．本文以该热力系统为例,通过对各方案的技术经济分析比较,以揭示热力系统经济评估的内在含义,并提出了用参数“净年收益”作为评估依据之一的建议．     

中药“保健增乳乐”对围产期奶牛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

试验选用30头干奶牛随机分成试验Ⅰ组、Ⅱ组及对照组(Ⅲ),观察中药“保健增乳乐”对围产期奶牛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异地选择10头干奶牛随机分成试验组(Ⅰ)和对照组(Ⅱ)进行了重复试验。结果显示:中药“保健增乳乐”能显著地降低产后奶牛血清谷草转氨酶(SGOT)、血清γ—谷氨酰转肽酶(Sγ—GT)、血清碱性磷酸酶(SALP)的活性(P<0.05),血清酮体含量(KB)、血清甘油三酯(TG)含量显著减少(P<0.01)。血糖(G)含量升高(P<0.05)。血清钙、无机磷的含量维持正常水平。结果显示中药“保健增乳乐”能有效地改善围产期奶牛的肝脏功能,维持奶牛的正常代谢,预防奶牛围产期的营养代谢性疾病。     

延迟决策对一类产出系统演化的影响研究

企业作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主体,在做下阶段的生产决策时可能不仅考虑本期而是要综合考虑以往连续多期的边际利润情况。研究表明,加入时滞以后,系统纳什平衡点的稳定域明显扩大,从而为在混沌经济系统中实现倍周期分岔控制提供了现实途径,同时,还会使系统在纳什平衡点出现hopf分岔等新的动力学演化行为。而且,以累积利润为指标的系统表现可以得到改善。首先引入延迟决策的企业将获得更大的相对竞争优势。而在两家企业都引入延迟决策的情况下,伴随第二家企业产量调整速度的增加,它们将交替获得竞争优势。     

“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民国时期立国之争的再思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次关于“何以立国”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此次争论包括了耳熟能详的一些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等社会名流,以章士钊为代表的“守旧派”、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运动者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董时进为代表的“创新派”坚持“以农立国”,他们的出发点是中国对于农国地位以及农国精神的维护;吴景超、张培刚、孙倬章则是“以工立国”派的重要拥趸,他们主要着眼于现实,提出只有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才能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此外“非名流”乃至“草根”阶级也参与到了论战中,与他们相比,“名流”论战者有着更为宏观、全局性和深层次的把握。传统认为“工农之争”的论战以“以工立国”派的胜利而告终,然而从不同的视角看,“以农立国”的观点不无道理,甚至对于现阶段经济的发展仍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