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皇太极团结汉官与汉民的政策

皇太极是满族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处理满汉关系方面革除先汗弊政,奉行优待汉官与安抚汉民的政策,并优养生员,凸显出政治家的风范,极大地缓和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稳定了社会的安宁,促进了后金社会的发展。     

文化的反思与构形——《红楼梦》、《鹿鼎记》深层文化范式比较

曹雪芹与金庸虽然隔着两百年的时空,但是在创作个性的主体选择与响应民族文化的呼唤上,却若合符节。从反映的文化层次上,《红楼梦》与《鹿鼎记》居于中国文化系统的两极,正好构成了循环的中国文化背景。作为作家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中国文化进行的反思与批判,《红楼梦》有对文化凤凰涅槃的绝望的期待,《鹿鼎记》则沉潜到历史中寻找文化持续更新的动力。虽然曹雪芹与金庸对于文化的层级、文化的角度表现有别,但他们的基本写作立场依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思＂传统。基于独特的创作个性与独立的思想判断,他们对中国文化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新的构形,并创作出了能作为民族文化镜子的伟大作品。     

简论丁日昌学习西方文化之缘由

丁日昌学习西方文化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列强侵略的逐渐加深是促发其学习西方文化的直接原因,西学东渐的日益深入、生活环境的陶冶以及师友的砥砺则为其学习西方文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受所处时代、个人经历以及阶级地位的制约,丁日昌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尚存在缺憾和不足。     

潜在的“男权”——对丁玲创作中妇女解放问题的讨论

丁玲的创作生涯与中国近现代革命、思想与文学的现代性进程有着密切联系,她的生命轨迹与中国女性在解放道路上的缩影交织着。丁玲自始至终以现代女性的姿态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女性经验付诸文字与思想,塑造了一大批女性人物形象:觉醒的五四女儿梦珂、莎菲,在革命边缘生存的美琳、玛丽,从事革命工作的三小姐,处于革命体制中的贞贞,陷于阶级斗争中的黑妮等。表面上看是社会机制的不完善、革命体制的规约、阶级斗争等对女性造成压迫,给女性解放带来阻力,但丁玲自始至终为读者展现了一条男权中心主义的线索,不管披着何种外衣,男性主体的男权意识始终是压迫女性的最直接的武器。在对女性主体性的积极建构之外,丁玲对男权的解构、揭露与批判构成了丁玲思考妇女解放问题的另一个支点。     

试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词义引申研究中的"义素"分析思想

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的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实为传统词义研究的集大成者。朱氏以《说文》所释本义为依托,成功构建了本义、引申义、假借义的词义系统。朱氏通过分析本义内部构成要素的变化而对词义引申过程和理据所作的深入探求与阐释,实已蕴含着义素分析的思想。     

丁玲,党报文艺副刊的奠基人--纪念丁玲同志诞辰100周年

1941年5月到1942年3月,丁玲任<解放日报·文艺栏>负责人期间,根据党的文艺方针和对党报文艺栏的指示,团结边地区所有成名作家,提携、培养新作家,积极反映边区各根据地生活及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战斗的事迹,为繁荣解放区的文艺创作作出了突出贡献,为办好党报文艺副刊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还永定河生机 莫忘防洪治理——关于历史上治理永定河的几点思考

历史上的永定河曾经水量丰沛、水灾频仍,在哺育北京城发展的同时也常常威胁着首都的安全,抗洪防汛一直是历史上永定河治理的首要任务。由于永定河流域状况的巨大变化及其水灾的特殊成因,当今的永定河防洪问题面临着更为尴尬的境地：无水但仍要防洪。解决之根本出路在于全流域的环境保护及综合治理,恢复生态功能,还原自然生命力。     

论诗人丁芒的文学贡献

或许可以用“两栖”、“三擅”、“四维度”来概括丁芒迄今为止的诗学与文学事业。所谓“两栖”即丁芒自己“自嘲”和总结过的“两栖诗人”：兼写新诗和旧诗两种诗体。他发蒙于旧诗,成就于新诗,复又回归于旧诗,同时以非凡的胆识和魄力倡导着新诗与旧诗的融合。所谓“三擅”,盖指丁芒分别在文学创作、理论批评和书法艺术三方面的擅长及其佳绩。所谓“四维度”是指他的诗歌及文学活动体现着四个维度：探幽古典,面向未来,身体力行,关注青少年。丁芒还是一位始终洋溢着生命热情的诗人,生命的感兴及其诗性表现常使得他的诗情超越时代的限制而通向久远,他早期战争年代写的诗及1983年写出《生命钟》后的诗大都体现了这个特点,特别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写的怨刺之诗说明了芒回复自我生命感兴以后才使得他的诗词重新获得了个我的灵魂。     

李鼎其人其事——《石头记》评批者脂砚斋行状考辨

脂砚斋是《红楼梦》一书最早、最有价值的评批者。然而,脂砚斋究竟姓甚名谁,一直众说纷纭。皮述民先生提出的"脂砚即李鼎"的说法极有见地,遂顺着这一思路,对李鼎其人其事,耙剔梳理,进行了一番考辨,并对皮述民先生的某些观点,做些商榷。     

从"性别"到"政治"--论丁玲早期小说创作思维的起点

丁玲以鲜明的"女性立场"登上文坛,她的"性别"意识所呈现出来的"现代性",是区别于其他作家的重要标志。她并非意在单纯讲述现代女性的性与爱,她对现代女性内心矛盾的深度发掘,是为了要替这个社会把脉。丁玲借助"性别立场"突入到"性别政治",进而导致左翼时期丁玲的政治态度、人生信仰的根本性转变,并成为当时著名的左翼文坛勇敢的探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