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患难中出来":当代历史对于丁玲们的深层责任——关于《鲁豫有约:陈明与丁玲的故事》的断想

让一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历尽普通人无法忍受的风暴雨寒之外,历史还应该因丁玲而承担抛却起码的人道主义的“灭绝人性”的责任;使一代“忠臣”灵魂饱受熬煎和扭曲的责任;扼杀艺术人格、制造“失语者”和“缺席者”的责任;对政治“心有余悸”、对文坛不再信任的责任。     

寓大道于庖艺之中——伊尹、庖丁形象的典型意义

古代庖人包括宰人和膳夫,负责食物的加工和制作。庖人、烰人名称的由来,体现了先民对饮食制作者的器重。伊尹和庖丁是古代早期庖人形象的代表。伊尹、庖丁形象都是以技喻道,把实际操作提升到形而上的层面加以观照、显现,并有同类作品与其辉映。     

关于“哲学无定论”问题的探讨与陈修斋先生的阐释

哲学无定论是20世纪中国哲学家明确提出并反复探讨的一个重要哲学问题,其实质是立足于现代哲学对哲学本性所做的一种探讨。这个问题在20世纪中国哲学中被鲜明地提出并得到热烈地讨论,是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思潮环绕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相激互融的结果。严复、王国维、张君劢、丁文江、熊十力、贺麟在20世纪上半叶对这个问题予以了逐渐深入的探讨。陈修斋于1988年发表的《关于哲学本性问题的思考》一文,从元哲学的高度,并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这一问题予以了新的阐释,使这一问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鲜明地凸显出来。     

四川仪陇客家民居奇葩——丁氏庄园初探

仪陇客家是四川省第二大客家人聚居地,保留了大量独具特色的客家民居。丁氏庄园是仪陇客家民居的杰出代表,有"客家民俗博物馆"之称。它是一座具有客家与四川传统双重文化内涵的大型古建筑,对于研究客家文化和四川传统民居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目前对仪陇客家民居——丁氏庄园的专题研究性论文、著作还没有,这与该庄园的重要价值十分不称。论述其传统的建房理念、独特的建筑特色和对当今社会的启迪性作用。     

论丁玲延安时期小说创作中的潜女性话语

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视角出发，对丁玲延安时期小说创作的女性性别话语的构成形态及其深层寓意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丁玲这一时期作品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作者将性别分析置于社会政治思考的框架之中，进而对女性的生存境况作了一次深人的体察。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论丁玲在上海时期的思想与创作

上海时期的前后经历,对丁玲的思想发展与创作实践至关重要。向警予、瞿秋白、茅盾、冯雪峰等共产党人,是她先后结识的关键人物,促进了她的思想衍变。丁玲所处的上海时期,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指她于1922年至1924年先后在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学习;后期是指她于1928年从北京重返上海从事文学创作并参与左翼文学运动。正是在后期,丁玲参加了“左联”和党组织,发生了思想质变,也在创作上获得丰收。上海时期的几年生活,在丁玲的一生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左转”中的民俗叙事模式探讨——以丁玲文学作品的婚姻民俗叙事为例

现代文学"向左转"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而民俗叙事始终主动参与并推动此进程。丁玲是其中转得顺利成功的典型作家。在文学书写的过程中,丁玲始终以女性的视角,采撷婚姻民俗参与作品叙事,赋予作品以生活质感和历史厚重感,为我们总结现代文学宏大叙事中的婚姻民俗参与范式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晚年丁玲反思的缺失与障碍

反思意识的匮乏是晚年丁玲的症结所在。一方面 ,是由于丁玲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特有的精神结构使她内心深处满蓄着对反思、特别是对政治反思的深切的惧戒 ;另一方面 ,则由于丁玲精神上横亘着勾销论、抵消论这两大思想障碍。丁玲一生 ,有很长一段时间处在社会政治的两极。一极 ,革命生涯 ,忠实的共产党员 ,革命战士 ;一极 ,政治磨难 ,被视为叛徒 ,反党分子 ,右派分子。这种独特人生的两极铸就了丁玲精神的两极。一极 ,革命生涯所带来的振奋和欢乐 ,铸成精神的天堂 ;一极 ,政治磨难则把丁玲推向精神的炼狱 ,痛不欲生。丁玲摆脱政治磨难、追还政治真面的强烈欲望 ,使她的言论、行动乃至创作有了双重性质。一重 ,发自内心 ,是内在要求的自然流露 ,这是根本的方面 ;一重 ,则是有意为之 ,则是向群众、向组织证明自己 ,证明自己同党同革命的始终一致和绝对一致。这种“有意证明” ,极大地堵塞了丁玲反思的路。丁玲的勾销论、抵消论 ,有其片面的真理性和历史合理性 ,不应一概否定 ;但作为反思的障碍 ,却又是决不可取的     

与时俱进：马克思“跨越”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曾就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提出了"卡夫丁峡谷"可以跨越的论点.同时,马克思也提出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入新的社会形态是有条件的第一,必须吸取发达国家先进文化和生产力;第二,社会主义道路是多样的.这两点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丁玲、陈染小说的文化内涵

丁玲与陈染的创作 ,在各自所处的时代均具有所谓“摩登”的文化素质。这种素质主要体现在 :自我的强调与张扬 ,性爱的自由与彰显以及偏于“颓废”的美感特征。在小说叙事上 ,她们的创作都带有“反文化”色彩 :丁玲早期创作中男女主人公性别角色倒错的现象 ,已初步构成对传统社会性别格局的反讽 ;陈染的“黛二系列”则有着更为鲜明、强烈的文化颠覆色彩。她们作品中对女性同性恋的书写 ,同样具有反文化秩序的意味。与此同时 ,丁玲和陈染的同类创作在不同时代问世后所面临的不无相近之处的文化际遇 ,也从一个特定角度昭示着她们的创作在现实社会中的“另类”性质。女作家的创作所储存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值得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