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沁旗草原上的聂赫留朵夫——论“丁宁”形象塑造对“聂赫留朵夫”的原型借鉴

论述了端木蕻良塑造的“丁宁”形象存在着对《复活》中“聂赫留朵夫”形象的原型借鉴。指出一方面这两个人物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另一方面由于端木蕻良与托尔斯泰人生经历、所处社会环境和个人思想等方面的差异,这两个人物的差异也非常明显,丁宁无法实现聂赫留朵夫式的精神复活,而是走上了一条醉生梦死的毁灭之路。而丁宁的毁灭也折射出了中国战乱时期一类出身富裕家庭的知识青年的灵魂的芜杂与颓废。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论丁玲1930年代小说创作的转型

文学需要创作主体将感性与知性、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创作出既属于时代又带有个人特征的作品。丁玲1930年代的创作转向是以牺牲感性和个体意识为代价的。     

略论陈兰彬的乡土情结

在晚清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历史背景下,陈兰彬以其难以释怀的乡土情结,在近代留美学生教育、出使美国以及保护海外华侨、华工权益、关注家乡民生和教育事业等方面贡献颇多,不仅反映出传统士大夫阶层所承载的社会责任,也成为他们行止的原动力。     

延安整风前的文化政策与丁玲的文艺活动

在延安整风前,丁玲所从事的文艺活动贯穿着两个主题——"抗日救亡"与"社会批判"。而丁玲之所以能够更多地按照个人的革命理念及文艺观念从事文艺活动,则与延安整风前相对自由、开放的文化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     

自我的挣扎和救赎的无奈——丁玲小说《新的信念》解读

丁玲小说《新的信念》被人关注不多,即使有所关注也往往有所误读。但该篇小说作为丁玲进入解放区后创作的重要篇章自有其地位在,而且持续了丁玲关注女性命运、表达女性的自我意识、探讨女性自我拯救的创作主题。小说主人公陈老太婆由于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改变了她做人、做事的方式,甚至改变了性格,这些源于生命的觉醒并由此引发了自救,但这种觉醒是如此被动,自救是如此无奈。虽然看似丁玲给她安排了一个光明的结局,但也隐隐透露出背后的隐忧。由此观之,我们也可以窥见丁玲对自身命运的思考和纠结。     

刍议皇太极团结汉官与汉民的政策

皇太极是满族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处理满汉关系方面革除先汗弊政,奉行优待汉官与安抚汉民的政策,并优养生员,凸显出政治家的风范,极大地缓和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稳定了社会的安宁,促进了后金社会的发展。     

文化的反思与构形——《红楼梦》、《鹿鼎记》深层文化范式比较

曹雪芹与金庸虽然隔着两百年的时空,但是在创作个性的主体选择与响应民族文化的呼唤上,却若合符节。从反映的文化层次上,《红楼梦》与《鹿鼎记》居于中国文化系统的两极,正好构成了循环的中国文化背景。作为作家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中国文化进行的反思与批判,《红楼梦》有对文化凤凰涅槃的绝望的期待,《鹿鼎记》则沉潜到历史中寻找文化持续更新的动力。虽然曹雪芹与金庸对于文化的层级、文化的角度表现有别,但他们的基本写作立场依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思＂传统。基于独特的创作个性与独立的思想判断,他们对中国文化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新的构形,并创作出了能作为民族文化镜子的伟大作品。     

简论丁日昌学习西方文化之缘由

丁日昌学习西方文化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列强侵略的逐渐加深是促发其学习西方文化的直接原因,西学东渐的日益深入、生活环境的陶冶以及师友的砥砺则为其学习西方文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受所处时代、个人经历以及阶级地位的制约,丁日昌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尚存在缺憾和不足。     

试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词义引申研究中的"义素"分析思想

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的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实为传统词义研究的集大成者。朱氏以《说文》所释本义为依托,成功构建了本义、引申义、假借义的词义系统。朱氏通过分析本义内部构成要素的变化而对词义引申过程和理据所作的深入探求与阐释,实已蕴含着义素分析的思想。     

李鼎其人其事——《石头记》评批者脂砚斋行状考辨

脂砚斋是《红楼梦》一书最早、最有价值的评批者。然而,脂砚斋究竟姓甚名谁,一直众说纷纭。皮述民先生提出的"脂砚即李鼎"的说法极有见地,遂顺着这一思路,对李鼎其人其事,耙剔梳理,进行了一番考辨,并对皮述民先生的某些观点,做些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