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南黎从榕地区侗族大歌田野调查与研究

对黔东南黎从榕地区侗族情歌音乐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从多种形式举例分析了侗族大歌的音乐特征,并指出侗族大歌音乐文化作为我国民族音乐文化殿堂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应促进侗族大歌音乐从田野走向社会,进一步提高音乐文化的研究层次,实现传承与发展的有机结合。     

观念的自然——论董仲舒的神学宇宙图式

董仲舒褪去战国以来阴阳五行观念的感性具体内涵,由天赋予其情感化、伦理化的色彩,使之蛮横地越过自然概念的边界,成为建构具有神圣合法依据的,包揽从精神到物质、从人事到自然的统一的相互联系的和彼此影响的遵循"天"意的一体化世界的纲领性概念。这个以天地为轮廓、五行为间架、阴阳为运行于其中的两种力量的宇宙图式,目的不是认识自然把握自然,它精细地梳理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厘定现实世界的君臣、夫妇、父子、长幼、尊卑秩序,让张扬道德理想的先秦原始儒学成为可践履的政治哲学。     

嵇康《狮子击象图》献疑

唐人著录嵇康绘有《狮子击象图》,但该图恐非嵇康之作。"狮子击象"作为一种异域景象传入中原,结缘于佛教在中土的流播。狮子形象大约在东晋时期进入文士绘画题材。宗炳《狮子击象图序》交代了该图的绘事缘起,《狮子击象图》本系宗炳之作的可能性较大。唐人归之于嵇康名下,和嵇康刚烈的性格与"狮子击象"的惨烈意象暗合,其白画跟《狮子击象图》在文献著录中并行流传引起误题以及唐人借其题签抬高画价有关。     

《董西厢》与《莺莺传》的文化差异

唐传奇小说《莺莺传》是西厢故事的源头,《董西厢》是西厢故事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环节。文化的变迁是《董西厢》情节和人物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董西厢》创作于女真统治的金代,这是一个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发生冲突与融合的特殊时期。通过对比,可以看出这两部作品分别带有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     

董仲舒对先秦儒家宇宙形上学的发展

董仲舒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以天为本”,天人同类相感的“天人感应”的宇宙生成论体系,呈现出与先秦儒家心性形而上学不同的发展脉络,但实质上仍是对先秦形而上学继承及发展后的产物,弥补了先秦儒家形而上学发展过程中对宇宙形而上学论述的缺失,开创性地建构起中国古代形而上学发展过程中首个形而上学理论体系。     

南部侗语体词性结构的修饰语研究

文章通过比较名词和量词的修饰语发现：南部侗语的量词不能作修饰语,只能是中心语。     

“为”的语法化考察

从词义、句法位置、重新分析三个方面对“为”的语法化过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为”的语法化是“为动”双宾语句消失的主要原因。动词“为”在词义泛化的基础上,由于句法位置和组合功能的变化而最终失去其原来的动词意义和在句子的核心谓词地位,虚化成表引进服务对象的介词,从而导致其双宾语结构的消失,形成新的“介·宾·动”结构。     

论董仲舒的生态哲学思想

董仲舒的哲学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思想,与当代生态哲学有很多相通之处。他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主张要尊重自然规律,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本文探讨了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中仁民爱物的观念,透过阴阳五行学说,研究自然界的运行规律,从而明确人类的生态权利与义务,并把古代君王的道德与自然灾害结合起来,构筑了一幅天人感应的生态图景。     

论汉代公羊学的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是汉代公羊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到形成公羊学的关键人物董仲舒,再到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他(它)们的夷夏观具体反映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公羊传》继承了先秦儒家严夷夏之别的思想,却凸显了礼义文化这一区分夷夏的标准;董仲舒发展了《公羊传》的思想,不但对夷夏的分辨更为精细,强调“从变从义”,而且从王者一统的角度肯定德化四夷的必要性;何休对公羊学的夷夏之辨所作的发展,则是将其历史“三世”说与夷夏之辨相结合,用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夷夏关系,肯定“太平”之世是一个没有夷夏之别的天下一统的社会。     

宗教象征的来源、形成与祭祀仪式——以侗族对“萨”崇拜为例

文章对侗族萨神的来源、形成及对萨的祭祀仪式进行了探讨,多为作者实地调查所得资料,材料翔实、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