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必然与偶然——李贽与公安派渊源探析

李贽对公安派的影响是直接的,在其理论建树上有启发作用。李贽和公安派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又有某些偶然性因素。     

法家对刑名之学的批判继承

为了辨析刑名之学与名家之关系的基础上法家对刑名之学的批判继承的不同方面,采用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以及分析对比的方法给以论证。名家分为实用名学和理论名学两部分,对法家发生影响的是前者,而后者则正是法家所坚决排斥的。实用名学中的名实关系、刑名之学对法律条文的规定及其经验教训和孔子的正名学说,都给法家提供了构建社会和制定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     

九叶诗派意象艺术的现代化追求

九叶派诗歌在民族的、人类生存状态的现实关怀与个体生命的价值体验的结合中,体现了意象的现实性、象征性、玄学性相互渗透的诗学原则。九叶诗人自觉追求意象内质的充盈与丰厚,意象形态的沉稳与内敛,使意象更具有外在的感性强度与内在的理性深度,形成了一种意象的深度象征形态。九叶诗人的意象艺术探索还体现为意象思维的现代性特征:意象的扩展式与意象的凝结式思维特征。他们在意象的广度性开拓与深度性掘进中,把诗歌意象艺术的现代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费孝通制度思想的价值来源及其嬗变

费孝通在多次学术总结和回顾中给予“制度”足够重视,文章基于费孝通学术研究的核心是制度这一假设,从四个方面阐述费孝通制度思想的价值来源及其嬗变：将传统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到吸收传统文化精神;从马凌诺斯基功能论“有用性”到布朗功能主义结构性的兼顾;美国实用主义实用价值的吸收到对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方法的运用;当时的社会实际需要社会学“实践性”应用。     

近30年来的“儒学是否宗教”之争及其学术贡献

近30年来的“儒学是否宗教”之争,自任继愈提出“儒教是教”观点以来,先后经历了3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标志着我国儒学研究和宗教哲学研究开始跳出西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藩篱,逐步驶入了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面向事情本身”的学术正道。     

京派小说的"异秉"人生与道家理想人物

京派作家废名、汪曾祺创作了诸多"异秉"小说。这是京派作家对人类诗意生存的文学表达及美学设计。溯其文化与美学渊源,老子所塑造的"愚人"形象、庄子再三描摹的"真人"形象以及那些"技进乎道"的庖丁们,正是京派笔下"异秉"人生的文化原型。     

曾国藩对后世深远影响之论析

曾国藩为政上被誉为“成同中兴第一臣”,为文上被称为“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曾氏去世后,清廷以国葬之礼厚待,当朝权贵文士撰文盛赞其不朽功业。清末反满革命浪潮迭起,曾氏受到革命党人斥责在所难免,但文学成就仍受后人称颂,再传弟子林纾光复湘乡文派。曾国藩的丰功伟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毛泽东救国救民伟大抱负,蒋介石也以之为效法榜样来治理国家。     

章门弟子与近代个性解放思潮

在章太炎“依自不依他”之说的深刻影响下,鲁迅等章门弟子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个性解放主张。时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们更是积极倡导个人自由,充分张扬了“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这一宗旨。今天看来,他们对个人自由的呼吁无疑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历史观,反映了他们对封建专制的深入批判和对社会进步的美好憧憬。而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章门弟子对个人主义的认识也不断趋于深化。     

陈澧与汉宋调和

陈澧是晚清著名学者,所著《东塾读书记》,蜚声海内,享誉艺林。在晚清学术纷纭变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他秉承乾嘉学术优良传统,立足于汉学立场,以古文经学为主,融合宋学及其他,兼收并蓄,独树一帜,提倡一种“新学风”。这种“新学风”因具有近代科学的精神,对清末民初的学界有重要影响。陈澧被公认为汉宋调和的主将和集大成者。     

先秦兵家和平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先秦兵家和平思想的基本内涵:一是以禁暴除乱和安国保民为战争的终极目的;二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战争获胜的理想结局;三是以“修道保法”和赢得人心为战争获胜的坚实基础;四是高度重视智谋的作用并以之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五是以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常备不懈为和平的可靠保障。先秦兵家和平思想有着久远而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首先,爱好和平、追求和平和维护和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中华民族在战争理念上赞成并支持反抗侵略的防御战争而反对向外扩张的侵略战争;其次,批判不义战争、谴责滥杀和破坏是历代贤哲的一致做法。兵家和平思想在今天仍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价值:第一,它为世界人民追求和平、反对不义战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有力的思想武器;第二,它为我国和平崛起、民族复兴和国家安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