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农村地区学校教育的兴起与撤离

文章以湖北省来凤县百福司镇为例考察土家族农村地区学校教育的兴起与撤离,学校教育之"兴"为土家族农村地区的文化与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如今的学校布局结构调整中,盲目追求规模效益,不切实际撤销村级学校,导致农村学生受教育的成本上升,农民负担加重,农村孩子平等享有义务教育的权利被剥夺等问题的出现.     

江湖派研究中的疑误举例

对南宋江湖诗派的认识 ,一直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 ,其中文本的完整程度与正确与否是最为基础的问题。此文从江湖诗集的文本和江湖诗人的生平事迹及姓名字号等方面 ,列举并辨析了以往存在的若干错误。     

香港高等教育社会适应性办学模式的质量问题及其启示

香港高等教育进入普及教育阶段后,学校的发展采用社会适应性办学模式,其模式在处理数量与质量上有顾此失彼,转型初期出现了诸如生源、师资、素质教育等质量问题。在实施社会适应性办学模式过程中(尤其九七年香港回归后),政府各界与学校一道推进了改革,从教育目标、课程建设、合作交流等方向可窥视他们的大胆尝试。     

章太炎对程朱理学的阐释

章太炎对程朱理学的阐释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他的汉学立场与宋学相对,革命家的启蒙思想则具反理学倾向,再加上他的佛学、庄学修养,以及对中国道德现状的不同认识,从而形成了对程朱理学别具特色的诠释。他中年以后调和汉宋的学术倾向、对二程学说的历史评说、对朱熹与新思潮关系的阐释,都是以前关注较少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开展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程朱理学和章太炎思想的认识。     

阳明心学与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阳明心学为梁启超契合中西文化和文学观念提供了哲学背景和理论平台 ,它规范着梁启超在“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中的思想理路和理论品质。就思想特质而言 ,梁启超一方面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 ,另一方面又注重文学的艺术审美性。阳明心学调适了二者的内存冲突 ,体认了文学功能性、主体性和自律性特征。从心学的角度看 ,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性和“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性是一脉相递嬗的     

竟陵别调——马之骏与《妙远堂诗钞》

明朝中后期的诗人马之骏,在当今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中无人提及,对其文学创作的研究也几乎是空白.其实他在当时颇有诗名,并同竟陵派的钟惺互为诗酒之友.其留有诗文集<妙远堂集>四十卷.后人曾于清代重刻其诗歌选集<妙远堂诗钞>五卷,收马氏诗800余首.     

金代佛教与李纯甫学派的兴起及接受——兼谈对金代思想史、文学史的几点认识

金代士人佞佛风气助生了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思想派别——思想史家称之为"王苏余派",即李纯甫学派。因佛教在中国古代正统思想体系中的异端性质,作为金代影响深刻的思想家、文学家,李纯甫在接受史上不可避免受到批判和遮蔽。代表清代官学的《四库全书总目》极力批判其异端思想的"无忌惮",主张雅正思想的元好问《中州集》则"讳而浑其词"。历史上受佛教因素牵连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在思想史、文学史中的接受中不免遭遇被削弱甚至最终由此消亡的命运,这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佛教还深刻影响古代文献的生成形态。《中州集》小传对人物叙写的刻意处理,使人物原本所具有的历史真实性有所丧失,"现实诗人"变成了作者笔下的"理想诗人",所谓"以诗存史"也并非客观的"存史"而是主观的"写史"。     

南宋理学极盛的过程与原因试析

宋代理学到南宋孝宗、宁宗时期达到极盛 ,但无论从理学道统承传方面还是从社会政治条件方面看 ,孝宗之前的高宗朝实为理学发展的关键时期。理学由北宋时的民间之学发展到南宋时占主导地位的学派 ,活跃于高宗朝的程门弟子对二程学说的极力推展是一重要因素。同时 ,面对激烈的民族矛盾 ,高宗集团选择了主和派的妥协主张 ,并有意识地寻找与这一政策相适应的学术思想作为其理论根据 ,程系理学正是在这一现实政治需要中得到高宗集团的接纳、支持而逐渐繁荣兴盛起来。到孝宗朝 ,朱熹使理学形成庞大的思想体系 ,标志着中国古典哲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未来小学教育家的专业培养图景

专业情意作为教师教育的前提是教师专业情感得以归旨的精神家园,东北师范大学小学教育专业从专业理想、教育信念、个人兴趣三个纬度采取了系列措施;基于对个性化生命尊重的理念,我们赋予学生以自主学习者的身份定位,东北师范大学小学教育专业尤为重视作为学生真实样态表达方式的体验,体验是学生对世界的整体把握,在体验关键点有教师的意义引领;综合素养是小学教师的独特性标识,为此,东北师范大学小学教育专业在实践中凝练了综合素养的几个核心要点。     

清末民初小说话中的几个理论热点

清末民初涌现出来的小说话,数量众多,色彩斑斓.本文就当时小说话中较为集中讨论的有关古与今、中与西、"新派"与"旧派"之间关系的问题作了述评,反映了当时不同观点的冲突与调和.民初的小说话多为"旧派"小说家所作,他们指摘"新派"文学家的偏颇与问题,呼吁新旧两派"和衷共济",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未真正形成"和衷共济"的局面,值得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