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历史变迁看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

文化历来都是哲学和社会科学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主要讨论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方面的有关问题,并且选择以圣索菲亚大教堂为例,引出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转型：缘起、目标和前景

东亚发展型国家在完成追赶西方国家的历史任务后必须实现国家治理的转型,即由发展型国家转变成为平衡型国家,实现国家、市场、社会三种力量的协调与平衡。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转型,是一个延续时间较长的过程,其关键在于以法治重理国家、市场、社会三者相互之间的关系。这种转型,对当前我国国家治理及经济、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湖南东大门”发展战略中的软实力

株洲作为"湖南东大门",如果要着力发挥其承东启西、对接长三角的重要枢纽作用,就不能只是一味地偏重于发展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硬实力经济,而忽略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只有软硬并举两者兼顾,才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真正建设好人文株洲。湘东书院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当下着力发展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内涵的高附加值服务型经济浪潮中,理应受到重视、保护与传承。     

两汉社会救助思想

两汉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救助制度和救助思想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救助对象主要包括“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癃,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等社会弱势群体。以国家救助为主要救助方式,救助内容和措施有蠲免徭役、赋税,减轻刑罚,赈济生活用品,问医施药,掩埋遗骸等。同时,大力提倡宗族救助和民间义行,作为国家救助的有效补充。     

《论语学案》与《论语后案》比较探析

刘宗周《论语学案》与黄式三《论语后案》同为浙东学派研究《论语》之经典。在注解原则上,《论语学案》志在教化,《论语后案》还原经典。在义理阐释上,《论语学案》求心之要;《论语后案》则对心颇为警惕,并将求心之要转化为寻礼之本。在解经方法上,《论语学案》直抒己见,《论语后案》重视考据。     

“阿包”:已知19世纪宁波首位圣公会教徒

原事裁缝业的“阿包”在1846年成为了19世纪宁波首位圣公会教徒。“阿包”信仰笃定,主动向身边的底层百姓布道,成果得到了传教士的肯定。“阿包”个性外向,但有时也脾性不定,这点深深地左右了他与传教士间的人际往来。1858年秋日,他与原本信奉罗马方济各会的中国医生“丁先生”展开了多次教义舌战,最终“阿包”打动了“丁先生”,推动其转入圣公会。“阿包”能以低微社会身份取得较大传教成果的原因主要有三:首先,他有着独特的身世资源,可以与底层民众心心相印;其次,他具备良好个人魅力,能动人以情;复次,他与传教士间有职业、宗教双重纽带绑定。在近代中西交流史上,“阿包”案例不仅构成检视外来文化“在地化”的良好样本,——近代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历程从来不是精英“独创”,。     

从宗教活动考察太平天国的兴与亡

太平天国在拜上帝教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教活动,这些宗教活动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和壮大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和致命的。     

叶芝诗歌创作中的东方神秘主义

叶芝诗歌以东方神秘主义的象征著称于世。玫瑰、狮身人面怪、天鹅和螺旋是叶芝诗歌中具有凸现主题意义的意象。其来源有二 ,对《旧约圣经》抒情诗风格的继承是叶芝诗歌抒情性的直接来源 ,东方神秘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对中国和日本诗歌的模仿学习是叶芝诗歌抒情性的间接来源     

东汉庄园的兴起及其文化意蕴

西汉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到东汉以庄园为主体经济结构的转变 ,客观上形成了汉晋之际社会思潮变迁的重要依托。作为新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单位 ,东汉庄园对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使一部分士人从原有的大一统思想和依附地位中剥离出来 ,而且发展出了较为独立的群体性格、个体人格、思维方式和兴趣取向     

东汉末年的“求真”思潮

东汉末年社会上产生了一股强大的“求真”思潮,在理想与现实、真理与谬误、虚妄与真实等多方面的矛盾与对立中寻找出路,构成了东汉思想的主要趋向。“求真”思潮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同时其表现形式也是多方面的,其产生的后果也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儒家思想自身的修正与道家思想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