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新公共性”的构建及其限制——以中日两国为中心

如果我们把近代以来东亚社会在建立民族国家进程中形成的以“官”为主要承载者的公共性作为东亚公共性的“典型构造”或“旧公共性”的话,那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东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为背景,中日两国先后出现的见之于NPO和福利政策的非政府、非市场的“新公共性”诉求,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跨越国境的公共性构建活动,则是一种典型的“新公共性”。东亚新公共性的构建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进程,其进一步的成长和推进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东亚在直面公共性问题挑战的同时应努力突破欧美中心主义,充分注意东亚公共性构造转换的一系列特殊的制约限制因素。     

东汉后期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从思想文化与文学的视角看,东汉后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段。政治的深度腐败以及相应的社会全面衰败,导致思想文化发生多元化转向:经学衰颓,道家思想强势回潮,佛教、道教也悄然兴起。东汉后期外戚、中宦和权臣角力争夺、相继专权的政治生态,给士人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不止仕路艰难,甚至危及生命。东汉后期士人的处世心态也因此发生了极大变化:在趋向多元的基本格局中,更多呈现出疏离政权、重生保命的倾向。此种情形,推动东汉后期文学走向了自我和情感,走向了独立自足。     

试论前东欧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失败

东欧国家共产党执政几十年,未能始终加强自身建设,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方面出现了重大失误,致使其亡党亡国。认真总结东欧国家共产党建设的经验教训,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东汉颍川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

颍川豪族处于东汉全国豪族网的核心位置。从官僚化看,颍川豪族的官僚化进程与东汉政局稳定与否关系密切,其群体担任郡守公卿级官员的人数居于全国豪族前列;从士族化看,东汉中后期颍川士大夫豪族,已从地方领袖转变为全国性的领袖,渐居于全国士大夫豪族的核心位置,对东汉豪族士族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沅水流域的人口变迁

沅水流域的人口在明代发生了巨大变迁。明初,在卫所驻军、移民垦荒等因素作用下,大量外来人口迁入,虽有部分人口外迁,但总人口规模逐渐恢复。明中叶后,河谷平原的土地开发与商品流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外地人口的迁入,促进了流域人口的继续增长。受地理环境的不同制约,流域内部各地的人口变迁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从而影响了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     

论魏晋南朝的忠孝实践——以阳翟褚氏为例

忠孝取舍孰先孰后在魏晋南朝时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弃忠从孝是当时社会的趋势和需要。阳翟褚氏在这一时期屡屡背信弃义违背＂忠＂的道德却又信守家族＂孝＂的传统,是当时忠孝实践观的集中代表。     

中世纪东欧大水路贸易简论

商业繁荣是中世纪社会发展的突出特征之一.中世纪商业的发展不仅打破了区域间封闭的状态,更最重要的是,它促进了地区集权政治的发展和地方经济的商品化布局,并为世界民族的不断融合提供了可能.东欧大水路贸易作为一种中世纪商业的表现形式,与当时繁荣的海路贸易形式并驾齐驱,构成北欧与西欧地区间贸易的双桥,为国际长途贸易的繁荣注入了活力,并在中世纪东欧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赛珍珠《东风·西风》中“儿子”形象的寓意

赛珍珠在小说《东风·西风》中塑造了一系列的“儿子”形象 ,鞭笞了几千年封建礼教对中国妇女的身心迫害 ,讴歌了科学、民主、平等新思想对封建礼教的英勇抗击 ,构建了中西文化在冲突中相互融合的理想化蓝图     

东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差距比较分析

我国西部地区地域广袤,自然资源丰富,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在优势.然而,由于西部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文化与观念落后等原因,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与东部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本文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用详实的资料和数据对东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状况的差距进行了实证比较分析.     

羌汉战争与东汉帝国的东西矛盾

对于东汉时期的"羌患"问题,前贤已有关注,在此基础上把"羌患"问题和东汉帝国的东西矛盾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从中可以看出东汉王朝对华山以西地区重视不够,导致帝国东西部之间严重失衡。而西部地区的羌汉战争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矛盾的发展、演变,最终使其成为东汉灭亡的一个重要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