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方式与推进要点--基于正和博弈的视域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混合所有制被视为推动国资国企改革的加速器。而混合所有制并非新提法,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就已提出混合经济的思想。文章认为当下重提混合所有制是为了巩固基本经济制度,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让国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混合所有制不是“国退民进”、或“国进民退”的零和博弈,而是可以实现“国民共进”的正和博弈。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不断提高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应用正和博弈的思维看待混合所有制改革,采取渐进分类分拆的方式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而改革的关键点在于建立规范化的法人治理结构。     

中原经济区建设背景下外商投资的若干法律问题

外商投资既涉及复杂的经济活动,也涉及复杂的法律活动。外商投资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中原经济区建设需要大量吸引外商投资,引领外商投资为中原经济区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另一方面,外商投资中的不当行为又会给中原经济区的经济建设带来“麻烦”。因此,在外资准入和监管方面要把握宽严的平衡点。必须加大对外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利用中原经济区的自身优势,加大服务业的引资步伐。     

中原经济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绩效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对以河南为代表的中原经济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效率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力地支撑了中原经济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其中,技术进步是唯一动力,年均进步2.9%;综合技术效率则是退步的,年均下降0.8%。省际比较显示:东部沿海地区转型绩效较高,进步最大;西部地区的转型绩效也较高,进步较快;河南所在的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绩效最低,进步也相对迟缓,且与全国的差距日趋扩大。因此,要针对阻滞转型的原因,采取对应措施,大力推进转型。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下区域科技创新体系研究--基于西北五省科技创新差异性的实证研究

西北五省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区域。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大力加强西北五省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对其在“一带一路”中的战略支点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以国内外科技创新差异性分析理论为基础,运用总量指标、相对指标和灰色关联方法对西北五省的科技创新绩效进行研究发现：西北五省间科技创新的差异性较大。陕西省科技创新总量指标远高于其他四省,但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联度不是很高;新疆科技创新的相对指标和部分关联度数据很优异;甘肃和青海在技术市场成交额和科技投入方面的关联度比较高。基于这些差异,西北五省在科学合理配置科技资源的同时,应学习和借鉴东中部科技创新经验,发挥自身优势,尽快建立区域科技创新协同体系,发挥其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核心区和战略支点作用。     

关于法学科学性的几个问题

法学是不是一门科学的争论,实际上与科学本身的定位密切相关。作者分析了法学作为科学的4种存在形态,在此基础上指出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是法学作为科学的基础,并评析了法学研究方法的3个维度,即实证维度、人文维度和形式维度。最后作者强调法学研究应坚持科学精神,反对科学主义。     

要素分工与中国开放战略的选择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发展到当代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其内在动因是当代国际分工形式正在从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发展。在要素分工环境中,决定现在和未来中国在国际分工交换中所获利益的,不再取决于进口什么、出口什么,而是参与了什么层次的国际分工,是以什么样的要素、什么层次的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对整个价值链的控制能力有多少。中国必须适应要素分工的发展环境,确定合适的发展战略。     

从自利假设到社会财富的增加

如果经济学理论当中存在公理的话 ,当首推斯密的“经济人”假设 ,即自利假设。经济科学发展到今天 ,仍然没有能够抛弃自利的假定 ;经济实践的发展过程中 ,自利假定不仅引发了对财富变化的思考 ,而且对产权制度的安排亦颇多启发。当基于自利的财富变化不能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时 ,制度的革新就成为必然     

贸易开放、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基于不同国家规模和发展水平的比较分析

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止过。最近的研究已经不满足于对引起经济增长直接原因的讨论,而是分析在这些直接原因的背后,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一国要素积累和创新的速度。其中国际贸易、制度质量和地理因素这三者被认为是引起经济增长更深层次的原因。对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规模的各国而言,这三者在经济增长中的相对作用大小并不完全一致。     

中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和实施方法

由于银行业固有风险的存在,必然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作者认为,目前在我国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是必要的。作者还对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构建提出几点建议。     

繁荣时期政府不作为的政策命题——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一个理论假说

在经济周期处在衰退、萧条和复苏阶段时,政府要及时而适度地介入干预;在经济周期处在繁荣阶段时,政府则要采取不介入干预的不作为应对策略。政府既不能对某些周期阶段进行过度介入干预,也不能对所有周期阶段进行全程介入干预,更不能对一切周期阶段均进行过度介入干预,而只能对某些周期阶段进行适度介入干预。这种政策组合能够有效地减轻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两者叠加的巨大负面效应,从而收到国民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