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效率的公共选择理论分析

从公共选择理论看来,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的同时,自身也会产生失灵。但是,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行政低效问题主要原因在于自身制度不够完善,如组织的约束机制和组织监控机制的不完善等。主要表现为政府决策达不到帕累托最优、无法评价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何者的作用更大等。因此,必须通过引入竞争机制、进行成本-受益分析和加强监督等措施加以解决。     

我国“放管服”改革成效评估与展望

目的/意义 近年来,“放管服”改革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主题,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对“放管服”改革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指导建议。因此,系统梳理和比较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状况,对今后“放管服”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设计/方法 选取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的重要期刊文献,对比分析十九大召开前后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的整体发展现状及研究内容差异。 结论/发现 十九大召开前后“放管服”改革的研究热点主题存在“差异多、共性少”的特点,而研究团队则表现为“共性多、差异少”,研究内容则呈现出“大同小异”的高度一致性特点。从内涵和问题优化上看,前后阶段表现为“共性少、差异多”;而从实践模式及效果评价上看,前后阶段表现为继承与发扬的关系,后阶段研究是对前期研究的持续深入推进。最后,从强化研究团队间的沟通合作,深入推进案例和实证研究,增加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三个方面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基于分权视角的城市规划管理体制模式及改革建议

关于我国的城市规划管理权限一直存在＂集中＂与＂放权＂的讨论,并且城市规划管理体制也存在差异。通过对全国部分城市的规划管理体制进行梳理,从市、区（县、市）两级分权视角总结出我国城市规划管理体制中的＂垂直型＂、＂半垂直型＂和＂非垂直型＂三种典型模式,分别以南京、北京和上海为案例分析三种规划管理体制典型模式的主要特点和事权划分,并对其各自的优缺点进行比较,最后提出我国城市规划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包括将规划决策权＂上收＂与实施管理重心＂下移＂、建立＂市—区—镇（街）＂三级规划管理机构体系、整合市区两级规划部门内部机构设置形成＂大处室＂和＂大科室＂以及完善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等。     

近代城市空间改造的时空进程

近代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职能的变化、市政机构的出现带来了城市空间的转变。２０世纪初，中国开始了大范围的城市基础设施改造与新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拆城、填濠、修筑环城马路的工程，此后全国大部分的城市改造都遵循了相似的模式。本文通过对近１２００座治所城市城墙变动信息的研究发现，２０世纪大规模的城市空间改造最初主要从东南沿海省份开始，３０年代末至４０年代的战争打破了这一过程，但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建设的恢复，空间改造的进程继续向西部省份推进，总体上呈现由东向西，由中心向边缘发展的特点。     

《贞观政要》官德保障机制论要

《贞观政要》继承和发展了儒学政治哲学的人性理论。其官德保障机制体现在内修与外治两个方面,一则从非制度的内在层面强调官吏通过思、慎和学的途径修身养德,二则从制度的外在层面加强旨在预防、考课与奖惩官员的吏治建设。体现自律与他律、儒学政治哲学与法家政治理念的统一,完善了中国传统政治外儒内法的基本模式。     

奥巴马政府对朝政策的新理念及其走向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其主要致力于应对金融危机和反恐战争.对朝政策上,其在"巧实力"外交理念的指导下,寻求在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所有政策工具中选择正确的工具或组合.针对朝核问题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奥巴马政府倾向于"冷处理",继而"多管齐下",在合作外交的框架内展开更加灵活的外交活动,促使朝鲜重返六方会谈,继续以对话方式处理相关问题,不过美国也适度增强了对朝鲜的威慑力量,奥巴马政府仍对美朝关系正常化持一种谨慎态度.     

原西藏地方政权对墨脱及其以南地区的统辖与治理

墨脱及其以南地区过去是我国珞巴族和门巴族的重要聚居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珞巴族先民就与藏族先民有着紧密的联系。珞巴族居住的珞瑜地区(包括墨脱)很早就为原我国西藏地方政权统辖和治理。     

行政赔偿制度缺陷及完善——以归责原则和赔偿程序为切入点

2012年最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在诸多制度构建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关于行政赔偿制度采用的归责原则仍有争议,对行政赔偿程序的规定仍存在不明确处,导致实践中行政赔偿漏洞百出。完善行政赔偿制度,应从以下问题入手:明确行政赔偿法律规定中“违法”的本意,并以过错责任原则替代违法责任原则,修正行政赔偿程序规定,包括行政赔偿程序的启动、行政赔偿决定的效力两个方面。     

论文化行政转型

文化行政是作为宏观的文化行政管理体制和作为微观的文化行政运行机制的总和.文化行政转型是指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文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文化行政管理方式、方法的转变.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文化行政转型的动力,文化体制改革是文化行政转型的直接手段,而体制、机制创新是重建文化行政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