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文化的滥觞与中华文明的起源

梳理炎黄文化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对于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无裨益。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从农业、冶铜、玉器、祭祀、文字、筑城及聚落等方面综合考察。研究认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国的炎黄时代,是炎黄文化的滥觞期,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期;炎黄时代已经有了铜的冶炼和使用,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玉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十分特殊和重要的意义,玉器是决不亚于青铜器的礼器;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虽然出土了少量铜器,但远不及玉器突出,说明直到铜石并用时代,玉器仍是主要的礼器,是炎黄时代的鲜明标识,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表征;刻划在龟甲、骨片和陶器上的符号,是中国文字的来源之一;文献记载炎帝神农氏培育粟谷,制作耒耜,耕而作陶,发明医药,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是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的发源地,炎黄时代是中国耜耕农业的起源和初步发展时期,随着农业的长足发展、人口的不断增长和财富的逐渐累积,大型聚落越来越多;作为大型聚落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中心,城邑的出现是文明诞生的标志之一,中国发现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已近百座;炎黄时代是中国冶铜、文字、城邦乃至国家的滥觞期,也是中华文明的初创期,炎黄二帝是开创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     

宋琪与宋太宗朝政治散论

宋琪成名于契丹,长期幽沉于幕府,但却在宋太宗时期飞速窜升至宰相,这与北宋初期独特的政治生态密切相关。影响宋琪政治前程的主要因素有:北宋前期河北集团的存在、太宗时期晋邸集团的存在以及宋琪本人不凡的才能。不过,宋琪的政治主张和作为与宋太宗的希冀并不相得,这也决定了他的政治命运。宋太宗朝基本结束了五代以来的变态政治,皇帝自立时代终结,官僚亦从五代型过渡到了宋代型。     

轻重学说在汉武帝时的实践和发展——兼论耿寿昌的常平仓制度

轻重学说旨在增收国家财政,这一性质使其成为封建政府解决财政危机的重要工具。西汉武帝政府面对＂县官空虚＂的财政状况,不仅把＂立币,国铜＂、＂官山海＂、＂敛之以轻,散之以重＂等轻重理论运用于增收国家财政的实践,还在实践中发展了这种学说。轻重学说在宣帝时耿寿昌的常平仓制度中亦有体现。     

中国四大传统文化说

学术界一直认为中国有三大传统文化:儒家文化、释家文化、道家文化,笔者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四大传统文化,即除了以上三大传统文化之外,还有帝王文化。帝王文化的思想源流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自晋之后是历代皇帝的独断思想。帝王文化即有自己的社会基础、自己的文化典籍、自己的文化符号和自己的文化结构。当然,帝王文化和儒家文化、释家文化、道家文化进行了充分的融合,互相汲取,从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多元文化。帝王文化对其他文化进行了两千多年的整合,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专制文化传统。     

剖析后唐伶官现象

后唐时期,由于庄宗宠信伶人,遂使伶人干政弄权、败纪乱政,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一种奇特的伶官现象。剖析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隋唐以来音乐艺术的充分发展使宫廷伶人地位上升、庄宗本人笃好音乐、庄宗用人政策失误以及五代政治制度败坏诸因素。     

第一次金川之役起因初探——乾隆帝绥靖川边的努力

乾隆十年至十四年,清廷先后用兵征讨川西土司瞻对与大金川,这两次战役关联密切,可以说瞻对战役的草率完结直接导致了乾隆皇帝对金川用兵。而金川战役尚在进行之时,乾隆帝便与统帅张广泗秘密谋划再次征剿瞻对事,甚而有乘此兵威,将绰斯甲、杂谷等川边地区强而不甚恭顺的土司一齐办理的计划,以此达到绥靖川边,一劳永逸的目的。只是金川未平,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树敌过多,上述计划一直秘而不宣。到了战役末期,清军已深陷大金川泥潭,进退不能。乾隆帝不得已,只能纳降撤兵,并运用政治手腕,将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粉饰成一场胜利的战争,以保全自己的颜面与朝廷的威严,而其未曾实现的战略目标,也自然为官方所讳言,渐渐隐匿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     

北魏文明太皇太后与孝文帝

北魏文明太皇太后冯氏与孝文帝之间并无血缘关系,维系二者关系的纽带是政治.冯氏虽凭借孝文帝这张政治王牌攫取了北魏政权,但对孝文帝却心存猜忌,因此多设监视加以压抑.对冯氏压抑的反抗心理,成为孝文帝当政后迅速迁都洛阳的催化剂和重新组建政权的感情因素.从此,皇权取代后权,北魏政治别开生面.     

北宋东京的社会变迁与士人交游——以宋徽宗时代为参照的考察

都市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有形的空间、无形的制度与活动的市民伴生互动的过程。对于身在东京的士人而言,其活动的内容与方式难免要受到城市环境的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宋徽宗时代的东京开封,是历史上开封最为辉煌的一段历程,在开封城市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使得市民活动的时间和空间都有了更多的自由和选择。东京士人在夜晚的活动不再受限制,也能够更加自由地出入酒肆等商业娱乐消费场所。然而,与宋徽宗时代东京的市井繁荣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当时的士人交游圈没有了此前的热闹活跃,呈现出一派沉寂冷清的景象。之所以出现这一矛盾现象,既有徽宗时期人才匮乏的原因,也与当时的政治高压有关。     

宦官专权背景下的唐文宗朝翰林学士

在大和五年（831）宋申锡事件前后的大和年间的翰林学士有着不同的群体特点,而在大和九年（835）＂甘露之变＂前后的大和年间和开成年间的翰林学士的群体特点也不尽相同.在宦官专权背景下,唐文宗朝翰林学士进行了不同的政治抉择,同时,产生了复杂的心境.唐文宗朝掌握政治权力的还是宰相和宦官,翰林学士虽为唐文宗的近侍之臣,却还是要以朝臣尤其是宰相的身份才能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原因补论

向南迁徙是拓跋鲜卑的历史传统。孝文帝舍平城而选洛阳作为都城,乃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孝文帝的正统思想和大一统理想体现了迁都洛阳的必然性,其后进行的风俗改革则彰显了迁都洛阳的必要性。从东晋迁都洛阳之争来看,洛阳是统一帝国的都城首选。孝文帝迁都洛阳正是看中了洛阳的政治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