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史上的“治生论”——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在儒学史上,元代许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儒者以“治生”为先务的思想。许衡的治生论是基于当时儒者的经济状况而作出的一种应对,表达的是儒者学做圣贤需要先解决生计问题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作为儒学的一个口号,它的确存在着措辞不当的问题。王阳明从儒学的基本教义出发,对它作出批评与修正。晚明以降,不断有学者对许衡的治生论给予肯定,但这些辩护在策略上都是极力撇清治生与营利的干系,在理论上都没有真正驳倒王阳明。当代学者余英时先生则从王阳明对许衡治生论的批评中解读出明代儒家伦理有了新发展。儒家伦理在明代是否有了新发展,以及这种伦理发展与社会风尚变化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仿拟、超常引用、比喻:徐坤小说语言的变异修辞

徐坤是20世纪90年代登上文坛的新生代女作家,她以其特有的细腻笔法和大胆的情致,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具有鲜明"创新"意识的语言形态,也正是"创新"修辞的运用,使其语言在仿拟、引用、比喻等常规修辞上呈现了异彩纷呈的语言变异。     

论说因谏言被贬的唐代诗人

唐代的许多诗人在进入官场之前,由于受有传统的仁以献身、义以勇为的立身为人的准则的教育,所以在朝廷为官时多好谏言时政,并以此为臣下得以致君尧舜、辅国利民的应有行为。特别是那些满腹文章又好辨是非忠奸之士,被皇帝和宰相擢为侍御史、拾遗、补阙之职,专给朝廷进谏言、提意见,对象包括批评皇帝和弹劾朝中任何高官的不当行为。然而从皇帝到大小官僚很少有人真心愿意听诤谏之言,因而多是诤谏者自讨苦吃。在唐代诗人中骆宾王、陈子昂、杜甫、韩愈、白居易等,都是因敢于直谏而被贬斥的诗人。     

晋唐风貌，高丽名流：《花潭集》诗歌艺术研究

朝鲜名士徐敬德之《花潭集》享誉海内外,其诗歌艺术卓然一家。《花潭集》里的诗歌主要有闲适诗、赠答诗、咏物诗和说理诗四类。徐敬德之《花潭集》里的诗歌艺术特色包含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兼收老庄自然之姿,融合释家寂然之境,凝采王维诗艺之妙,实有“自然”、“寂然”、“凝然”之“三然”特色,譬如《花潭集》里的闲适诗。二是含晋风唐貌,又携景入情,此以花潭之赠答诗为代表。三是多奇言秀句,又对仗精工,尤在咏物及说理诗上表现突出。     

试析汉文帝优容诸侯王的真正原因

汉文帝刘恒在位23年,他对诸侯王优容有加,主要有汉初的社会经济和他本人的个性特点两大方面的原因。也就是说,汉文帝即位初期的政治经济背景以及汉文帝本人的个性特点造成了他对诸侯王的优容甚至纵容,使得诸侯实力得以逐渐增强,终于威胁到中央集权。     

蓝田华胥陵--中华民族的始祖陵

根据古代神话传说 ,盘古开天辟地之后乃有三皇。三皇的说法不一 ,笔者认为从时间早晚上当以燧人氏、伏羲氏和女娲氏为宜。伏羲和女娲皆是神性和人性相结合的人类始祖 ,是东方的“亚当和夏娃”。伏羲和女娲乃华胥氏所生的儿女 ,因此华胥氏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始祖。蓝田县华胥镇之羲母陵是独一无二的华胥陵 ,华胥陵及与华胥陵相关的三皇故居等遗迹遗址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开发价值     

屈原赋中的舜帝意识

屈原赋中屡次出现的对舜帝的叙述,实际上是屈子举贤授能政治理想的光辉写照,是诗人对历史传说人物的行事升华为自我认同之理念、意识的一次心灵洗礼,这种洗礼进一步化成了与自我情感相融合的根深蒂固的情结。     

争国本：君臣博弈的政治解读

万历年间册立太子之争被称为＂争国本＂,围绕册立皇长子朱常洛还是皇三子朱常洵,明神宗万历与廷臣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博弈。整个事件由廷臣温和的建议开始,经过长期而激烈的斗争,以至于谣言四起,最后借助太后的力量得以解决,按祖制皇长子朱常洵被册立为太子,皇三子朱常洛受封福王。争国本是认识明朝政治运作的典型样本,折射了专制王朝政治运作的内在逻辑。     

炎黄文化的滥觞与中华文明的起源

梳理炎黄文化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对于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无裨益。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从农业、冶铜、玉器、祭祀、文字、筑城及聚落等方面综合考察。研究认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国的炎黄时代,是炎黄文化的滥觞期,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期;炎黄时代已经有了铜的冶炼和使用,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玉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十分特殊和重要的意义,玉器是决不亚于青铜器的礼器;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虽然出土了少量铜器,但远不及玉器突出,说明直到铜石并用时代,玉器仍是主要的礼器,是炎黄时代的鲜明标识,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表征;刻划在龟甲、骨片和陶器上的符号,是中国文字的来源之一;文献记载炎帝神农氏培育粟谷,制作耒耜,耕而作陶,发明医药,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是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的发源地,炎黄时代是中国耜耕农业的起源和初步发展时期,随着农业的长足发展、人口的不断增长和财富的逐渐累积,大型聚落越来越多;作为大型聚落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中心,城邑的出现是文明诞生的标志之一,中国发现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已近百座;炎黄时代是中国冶铜、文字、城邦乃至国家的滥觞期,也是中华文明的初创期,炎黄二帝是开创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     

“三皇五帝”古史体系分析

三皇五帝是古人努力建立的一个大体符合人类进化史及中华远古史发展历程的一个有时序的古史体系。在古人那里,所谓三皇五帝主要是一种人类进化发展阶段、历程的安排与推测,五帝恰如夏、商、周或元、明、清一样,其间既有并列发展的族群关系,更主要的则是表达按族群、部落兴旺发达的先后顺序及演变关系排列而成的一种中华远古史,它们本质上是一种族群历史和关系,同时古人又将其人格化,奥秘即在于此。无论三皇或五帝,在古人那里都不是同时并存。仅把三皇五帝视为几个具体的人或康熙、雍正、乾隆那种关系,它当然是伪史,但这有违三皇五帝的本意,也有违古人的本意。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无法成为否定传说时代历史或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的依据和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