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隋炀帝的三教观

隋炀帝儒、释、道三教并举，多元一体。在对三教的重视程度土，杨广重佛、道而轻儒学，这与其家族信仰有关，与当时民间信仰亦有关，适应了南北朝统一后统治的需要。因此，杨广对文中子王通和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的态度截然不同，其本人在后世儒生与僧徒笔下形象亦迥异。     

"同治中兴"与中法战争爱国诗歌

中法战争爱国诗歌在近代爱国诗歌中"别具一格"。诗歌揭示出"同治中兴"背景下主战派与主和派营垒非常分明,争论异常激烈。由于这次战争中国不败而败,爱国诗篇中极端愤慨之气喷泄而出,与近代其他几次爱国诗潮相比,中法战争爱国诗歌更多地从"哀其不幸"转向"怒其不争"。在战场上取得一些胜利的激励下,鸦片战争以来长期受屈辱的爱国诗人们抒发出一种慷慨激昂的英雄主义气概,一种扬我国威的"天朝中土"情结。这些特点是近代其他爱国诗潮中较少出现的。     

先秦时期“忠”观念的产生及其演化

"忠"的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支柱,也是先秦时期道德生活的重要内容.在其产生和初步发展的春秋时期,"忠"观念表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向,兼具君德、臣德、朋友之德等多重内客.战国时期,"忠"观念从一种具有普遍含义的社会价值逐渐缩小为一种具有特定主体与对象的具体的道德要求,"忠君"遂成为"忠"观念的首要内容,"忠君"观念呈现出绝对化倾向.同时,忠孝关系也成为战国时期亟待解决的社会矛盾,在二者的优先性问题上经历了从孝先于忠到忠先于孝的转变.     

“三皇五帝”古史体系分析

"三皇五帝"是古人努力建立的一个大体符合人类进化吏及中华远古史发展历程的一个有时序的古史体系.在古人那里,所谓"三皇五帝"主要是一种人类进化发展阶段、历程的安排与推测."五帝"恰如夏、商、周或元、明、清一样,其间既有并列发展的族群关系,更主要的则是表达按族群、部落兴旺发达的先后顺序及演变关系排列而成的一种中华远古史,它们本质上是一种族群历史和关系,同时古人又将其人格化,奥秘即在于此.无论"三皇"或"五帝",在古人那里都不是同时并存.仅把"三皇五帝"视为几个具体的人或康熙、雍正、乾隆那种关系,它当然是伪史,但这有违"三皇五帝"的本意.也有违古人的本意.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无法成为否定传说时代历史或"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的依据和理由.     

战国秦汉间黄帝材料发掘、敷衍、整合之再认识

流传至今稍具条贯且有一定情节的黄帝故事,大抵出自太史公的《史记·五帝本纪》。对此文,有人推崇备至,认为是太史公有关中国上古史的伟大建构,其所言五帝三王皆源出黄帝一系的上古帝王谱系是靠得住的;亦有学者认为,太史公所言虽有某些历史的真实影像在,但作为一统的古帝王谱系,却是不靠谱的。笔者倾向于后一种意见,认为以《史记·五帝本纪》为代表的古帝王谱系,虽非满篇皆非,一无是处,拆开来看,它的许多构件亦非太史公等的向壁虚造,而是渊源有自,其中保有不同时期、地区古先民们的部分真实史影,但把它们组装为一庞大谱系,则是很靠不住的,今之研究者在使用这个谱系时,务必谨慎对待,认真分析、鉴别、取舍。     

论司马迁的黄帝观

司马迁撰写《史记》,以黄帝为首,其中体现的黄帝观影响后世深远,值得专门研究。学界研究黄帝,多以司马迁的记载为基本材料,但目前尚未见到专门研究司马迁黄帝观的论著。根据司马迁《史记》文本,从材料出发,用历史学方法归纳、概括司马迁黄帝观的内容,分析和揭示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有助于今人科学认识历史上的黄帝观。研究认为,在司马迁之前,黄帝只是神话传说,司马迁一变而为正史实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书写形式,完善了中华文明史系统;从司马迁描写的黄帝看,黄帝实有其人,有家有业,有家人,有后裔,而且有生有死,“黄帝崩,葬桥山”,传说中的人物由此变成了客观存在的历史人物.而和司马迁同时的汉武帝却惑于神仙方术,相信黄帝铸鼎飞升;司马迁的黄帝观以理性的描述内容,抑制了当时一些人神秘化历史人物的消极倾向.司马迁在描述中还隐含了道德史观在内,在他看来,黄帝之所以做出了杰出历史贡献,是因为黄帝“修德”;所以,司马迁表彰黄帝就在“彰明德”。这一观念,延续了西周以来的道德史观传统,更加凸显了道德在历史上的作用。     

论武则天的知识基础与其称帝之关系

武则天早年修习儒家经典,对儒家思想的把握与运用,使武则天在掌握国家政权和称帝过程中,得到了天下英才的支持与人民的拥护,并使大唐走向盛世,从而表现出她仁爱的一面;武则天成为皇后之前长期生活在深宫之中,因而熟悉法家争斗的权术,对法家思想的把握与运用,使得武则天得以残酷打击政敌而实现其称帝的宏伟理想,得以巩固其统治基础,从而又表现出她残忍的一面。武则天之所以能够掌权称帝,与其精通儒家、法家治国之道密不可分。     

远古时代的西羌部族与关陇文化

关陇地区以老官台和大地湾为代表的前仰韶时代文化,共同催生了陕甘地区的仰韶文化,这一文化就是炎帝西羌集团的遗存。从距今6000年前后起,炎帝西羌集团一些支族开始向四方迁徙。其中,一支向东北迁往山西汾河与晋冀桑干河流域,与黄帝部族融合后又返回中原,形成炎黄集团;一支迁往西北甘青地区,与当地土著融合,产生了马家窑文化。炎帝部族留在关中故地的又与此后回流的部分炎黄族民构成姜炎部族。本文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对夏商时代关中的姜炎文化和先周文化、陇右的姜羌文化和羌戎文化的来源、演化,及其与关陇部族的分合流变进行了探讨。     

舜居妫汭与妫讷舜都所在地名考

虞舜在未被四岳向尧帝推荐之前,耕、陶、渔的具体地点在蒲坂(今山西蒲州)城北四十里处之诸冯、北陶城一带;在被四岳向尧帝推荐和尧二女(娥皇、女英)"嫔于虞"之后,虞舜耕、陶、渔的具体地点与活动中心,主要是在蒲坂城东南的历山脚下、黄河之滨、雷泽湖畔、妫汭水旁.在尧帝未迁都平阳(今临汾)之前的"妫汭舜都"在蒲坂城东南八里的"舜居妫油",即"九龙口".     

略论汉武帝"德法并用"的治国方略

目前,史学界多数论者认为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在治国之术上实行的却是法家的法治思想.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武帝即位前后面临的严峻形势及武帝用人行政、"<春秋>决狱"等方面考察,汉武帝在治国方略上实行的并非只是法家的法治思想,而是"德法并用"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