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与清世祖御注《道德经》及其“政道”观研究

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和清世祖御注的<道德经>的共同特点是"化道为儒"或"化政为道",重在求"治道"而"非用其教".这种"政道观"始终用王道追求的"长治久安"的政治理想贬抑道教追求的"长生久视"的宗教理想,造成道教"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说明"神圣性"道教长期受"世俗性"王道支配左右是中国封建社会政道关系的基本态势.     

北京大学校园内植树碑考证

在北京大学未名湖旁有两块植树碑,一块是清朝乾隆皇帝丁未年（1788）所立,一块是民国十一年（1922）燕京大学教育系壬戌班所立,本文对这两块碑的碑文进行了考证。     

小说史上的“柯尔律治之花”

博尔赫斯通过分析西方的小说作品,总结出柯尔律治之花这一文学传统。类似的传统在中国小说史上也赫然存在,从班固的《汉武故事》到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白于玉》到曹雪芹的《红楼梦》,绵绵不绝终至发扬光大。仙桃核、樱桃核、金钏、宝玉、仙药、青鸟等,都是中国小说史中屡见不鲜的灼灼红花。分析这一现象,有助于明了中国文学大背景上的小传统,有助于透视中国作家代代相传、薪火永继的精神血脉。     

汉代王侯受赐特点论析——以《史记》《汉书》景帝遗诏的差异为视角

对《史记》《汉书》所载景帝遗诏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史记》景帝遗诏所载赐爵事恐有张冠李戴之嫌,将本不属遗诏的赐爵事也书于其中。实际上,汉廷对诸侯王概不赐爵,虽存在皇帝（或皇后）对个别列侯与关内侯特赐授爵的情形,但从不泛赐爵级,不愿轻易提升他们的政治地位与权力,对王侯赏赐多为金、驷马、封户等,这种赏赐原则也对后世统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师培的黄帝明堂研究

鉴于黄帝明堂制度在中国文化转型中的意义和作用,以及有关学者的不同见解,从典型案例刘师培的观点及其源流出发,深入分析黄帝明堂制度。分析认为,明堂制度萌芽于神农时代,正式形成于黄帝时代;黄帝明堂存在名异实同现象;明堂的功能主要是教化万民,虽然当时已从明堂中分化出承担类似功能的学校,但是仍然以明堂为主;黄帝明堂形制历来有五室、九室十二堂之分,体现了不同学派的思想。     

陕西黄帝陵“国祭”地位的形成

为研究陕西黄帝陵“国祭”地位的形成,通过分析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检索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对黄帝陵的祭祀,分析认为,河南新郑“黄帝故里”主张可能有误,真正的黄帝故里应在泾渭流域的黄土高原;黄帝陵“国祭”地位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而形成的,是不可置疑、不可被替代的。     

打造共同体的新仇旧恨:邹容国族论述中的“他者建构”

邹容挪用和混杂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与梁启超的人种理论界定他心目中的"我族",形成其人种论的基础;他从历史记忆建构的角度,透过打造共同体的"新仇旧恨",亦即"受害者故事",他以"黄帝"为核心的血缘同胞的文明汉族想象,配合建构满人为野蛮残暴凶狠的"他者"的思维模式,尤其是以"受害者故事"的历史记忆所形塑之国族共同体想象模式,可谓对于日后近代中国共同体的想象有持续性的影响力。     

建文帝传说圈及其重庆中心论

重庆有一个密集的建文帝传说带,凑聚于沙坪坝区磁器口、渝北区、长寿区、南岸区、北碚区。中国有一个建文帝传说圈,涵盖鄂、黔、滇、桂、苏、蜀、秦、豫等省区,密集于西南和南方。渝市建文帝传说带处在中国建文帝传说圈的中心;乌江流域是连接重庆建文帝传说带与西南和南方建文帝传说圈的主要孔道。当清初他处建文帝传说诞生之际,重庆由于战乱直到清代中期人口恢复生机之后同类传说姗姗来迟。历史上有一些规律：一是群山耸峙怀抱的重庆常常是战败者的乐园,二是败北帝王多“立地成佛”。建文帝传说“核”有真实性。     

梁武帝与梁朝的藏书事业述论

我国南北朝时期的梁朝,社会稳定、物阜民丰、文化繁荣。在此形势下,梁朝的官私藏书事业极其兴旺发达,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梁武帝的治国理念、躬行垂范与奖励学术研究的文化政策密不可分。     

帝舜故里负夏(瑕丘)考

古文献关于帝舜故里的记载分歧井不大,只是由于对古地名的解释不同,才产生了分歧。以濮阳独 有的地名负夏（瑕丘）为坐标,可确定帝舜故里在溪阳。根据舜为东夷人、冀州人的记载,可排除舜故里在 山西、江南的可能性。至于帝舜故里的山东鄄城、河南范县（濮州）说,乃是历代区域变化产生的误解,实 际帝舜故里姚墟、负夏及历山、雷泽、河滨均在今河南濮阳县境域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