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君臣讲论《尚书》考

宋代士大夫坚持"示人主以轨范"的《尚书》观,推崇《尚书》的皇帝教育意义,并针对时弊援引、阐释《尚书》,提出皇帝治国理政必须秉持的原则和应当采取的措施,以经典和圣人的名义规范时君的行为.有些皇帝也认同"轨范"之说,或自觉而勤勉地听讲、阅读《尚书》,或借助《尚书》昭示效法圣王的决心.此外,《尚书》在宋代还被视作为臣的楷模.皇帝通过御赐、引释《尚书》等方式勉励大臣效法上古贤臣,积极劝谏、辅佐君主.皇帝和士大夫不断回溯《尚书》中唐虞三代的政治场景,由文本给予的共同回忆努力构建共同的价值,增进彼此认同,并支撑自身的合法性,共享经典文本的权威.     

自致努力、政府扶持与水电工程移民生计资本累积

基于2019年三峡库区移民生计专题调查数据,采用OLS、PSM以及分位数回归模型比较分析了移民生计资本的变化以及自致努力与政府扶持对移民生计资本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三峡水电工程移民搬迁显著减少了移民生计资本,且对外迁安置移民生计资本的负向影响比就地安置移民更大;自致努力与政府扶持均能显著增加移民生计资本,但政府扶持对移民生计资本的回报率显著低于就近安置地原居民,自致努力对生计资本的回报率在移民与就近安置地原居民中没有显著差异,该结论没有受到安置方式的影响;进一步研究还发现,随着生计资本分位点的提高,自致努力和政府扶持对移民生计资本的提升效应呈现递增趋势,这会扩大移民之间的生计资本差距。据此提出依据不同参照群体完善移民生计资本恢复和发展的评价制度,建立自致努力与政府扶持相结合的移民生计资本培育路径,同时加快缩小移民内部群体间生计资本差距等建议。     

新时代法治信仰建设:价值指向、心理机制与实践路径

法治信仰是现代法律信仰的核心,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充分信任和法律制度的自觉遵从。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我国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信仰建设提供了价值指向,要以“五个坚持”为指导,营造有利于法治信仰生成的政治环境。从法治信仰的心理机制来看,人民群众在对法治价值有了初步认可后,便在价值体验的催化下形成法治价值观,继而在科学公正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过程中坚定法治信念,实现法治信仰的升华。要引导全体人民拥护法治、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和捍卫者,在立法、执法、司法以及法治宣传等实践中大力推进新时代法治信仰建设。     

北宋皇帝葬礼探考(上)

自汉迄唐,皇帝死后葬期长短不一,北宋一改旧观,恢复了“天子七月而葬”的儒家礼制;山陵役夫情况,正史中讳莫如深,作者从《金石萃编》等书中找出了有力证据;对山陵耗费,文章特别注意到“间接花费”和“山陵维护”等为常人所忽略的问题;嗣君为什么大建山陵?本文亦有自己的见解。     

融资代建制─公共工程项目建设管理新模式

本文明确了融资代建制的概念,将公共工程项目–项目融资–代建制联系起来,构建了公共工程项目融资代建制模式框架为:二个层次、三种管理和三项保证。进一步指出融资代建制是有中国特色的PFI,是公共工程项目建设管理的创新模式。     

空间OLAP 技术研究

针对决策支持系统中空间数据可视化应用趋势,研究基于空间数据仓库的一种决策分析 工具———在线分析处理,通过改进空间数据立方体的物化视图选择方法,并进行了实例分析, 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和优越性,更好地解决空间OLAP 响应时间延迟问题. 进而扩展空间OLAP 应用模型和模式,实现更加完备、灵活的空间OLAP 操作功能.     

人类学视野--论旅游的本质及其社会文化影响

以人类学的认知框架为基础,提出了旅游的仪式本质,并对其表达性和建构性的双重内涵进行了深入阐释,同时,从文化变迁、社会分层、身份认同、角色再造和城市化发展等方面对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进行了简要分析.     

信息不完全确定的区域产品模糊区间聚类方法

区域产品分类与选择是区域经济发展中最重要和最基础的工作.在产品选择与分类时,需要确定指标权系数和分类阈值等参数,这在实际应用中是比较困难的.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一种信息不完全确定的区域产品模糊区间聚类方法.该方法构建了指标权系数信息不完全确定的最优模糊区间聚类模型,利用遗传算法和改进的FCM算法联合求解所得优化模型,得到指标权系数、最优聚类中心和最优划分,进而确定各产品所属类别.最后将该方法应用于某区域的产品分类和主导产品的确定中,实例计算说明该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实证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存在较为严重的盈余管理现象.针对该现象,本文从盈余管理动机出发,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行为特征.本文采用管理后盈余分布法,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2001年至2003年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分布特征,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仍然存在很强的盈余管理动机,而且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行为受到政府监管的影响.最后,本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治理盈余管理的几点建议.     

“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民国时期立国之争的再思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次关于“何以立国”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此次争论包括了耳熟能详的一些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等社会名流,以章士钊为代表的“守旧派”、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运动者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董时进为代表的“创新派”坚持“以农立国”,他们的出发点是中国对于农国地位以及农国精神的维护;吴景超、张培刚、孙倬章则是“以工立国”派的重要拥趸,他们主要着眼于现实,提出只有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才能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此外“非名流”乃至“草根”阶级也参与到了论战中,与他们相比,“名流”论战者有着更为宏观、全局性和深层次的把握。传统认为“工农之争”的论战以“以工立国”派的胜利而告终,然而从不同的视角看,“以农立国”的观点不无道理,甚至对于现阶段经济的发展仍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