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中的第三次分配:美国镜鉴与中国道路

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新阶段的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第三次分配划分为强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小社会、弱政府小社会4种实践模式。美国第三次分配建构起了弱政府大社会实践模式,以社会主导、政府监管、政治中立为主要特征。工具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文化、组织、制度及技术“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隐藏在工具理性外衣下的阶级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失败教训,在阶级理性思维影响下,社会“私”的方面被放大,形成了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中国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它深嵌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第三次分配不能照搬美国模式,需要在充分吸收工具理性和摒弃阶级理性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塑造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制度体系,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加大第三次分配激励力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监管体系,持续并高度关注贫困人群。     

Industry and the environment: a case study of cleaner technologies in selected European countries

The aim of this case study is to discuss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address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e paper tries to scratch beneath the surface of the increasingly frequent ‘quick-fix’ solutions to the presen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based on such beguiling catchwords as Cleaner Technologies, Best Available Technologies, and Best Available Technologies Not Exceeding Excessive Costs, etc., in an attempt to discover whether there is any substance in them, or whether they are just full of hot air. Recent data from case studies performed by the author in Germany and Finland as well as a postal questionnaire in Denmark are presented. The paper analyses and discusses the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designers, industrialists, and government policy-makers. It is argued that existing regulatory regimes, supranat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s, and market mechanisms do not favour the development of cleaner technologies, nor do they promote a reduction in consumption patterns. Evidence from ongoing empirical research in Northwest Europe suggests that industry is far from developing and/or implementing cleaner technologies. The paper closes with a discussion of some of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involved and some examples of urgently needed further research.     

非畅流流域跨界水污染纠纷管理模型研究

结合我国流域的非畅流特点,提出了流域各地区作为独立决策单元、污染物人为调控和地区间污染物间接不影响等几个基本假设,构建了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描述模型.分析了我国目前正在执行的污染物削减指令配额模型的优缺点,提出用行政、税收、排污权交易等手段解决我国日益严重的流域跨界水污染纠纷问题,为此建立了合作协调模型、税收宏观调控模型、排污权交易宏观调控模型.通过对淮河流域跨界水污染纠纷的具体应用分析了各种管理模型的资源利用效率.最后,通过各种管理模型的对比分析,指出选择合适的管理模型应与流域的实际情况相匹配.     

流域跨界水污染纠纷税收调控管理模型研究

在分析我国目前的指令配额管理模型和排污收费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用税收手段解决我国日益严重的流域跨界水污染纠纷的思路。结合我国流域的非畅流特点,提出了污染物人工调控和污染物间接不影响等几个基本假定,构建了流域跨界水污染结构描述模型。建立了流域跨界水污染税收调控Stackelberg博弈模型,并用理想点法求解出博弈模型的数值解。通过淮河流域的实证分析,得出税收调控管理模型明显优于指令配额管理模型的结论。最后分析了影响税收调控管理模型实施效果的诸多因素。     

五四小说语言：从工具性到本体性

从强调白话的实用意义到关注白话的美学品格,从工具层面的思想传输,到本体层面的价值呈现,五四小说语言的变革不再是被动选择,正逐步向语言的本质靠近,从而直接亲近了时代,亲近了大众,亲近了生活的原生态感受.五四小说开创了从工具性到本体性的新的语言之道,但也存在误区.这一历史进程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深入考察不仅是论题的需要,对于今天再造文学语言的诗性辉煌也不无裨益.     

有偿资助的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

有偿资助是国家奖助学金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实现“资助育人”的价值选择和实践范式。全面剖析无偿资助的弊端,考量有偿资助的理论内涵、价值和基本特征,指出实现有偿资助需要坚持权利与义务对等、公平与效率兼顾、经济资助与心理资助并举、资助与育人并重等基本原则,从变革资助理念、转变资助模式、转移关注重心三个维度实现无偿资助向有偿资助的转变,彰显资助育人功能,从而达到资助的最佳效果。     

地缘商会“嵌入式”发展的内在动力与路径研究——广东省湖北商会的个案分析

地缘商会因其乡情文化符号、民企聚合体、自治等特点而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并双向嵌入在所在地与乡籍地社会环境中发展。基于对广东省湖北商会的个案分析,发现服务会员、抱团互助从而填补市场与政府对民企造成的夹缝是其“嵌入式”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分析在两地空间结构限定下特定的历史、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经济发展的特殊需求以及政治生态与政策设计限定的独特的发展路径,主要包括：短暂发展史中面对问题及时调整与迅速规模化;从依赖乡土精神聚合到强调制度化、品牌化建设的组织文化发展之路;专业主义指导下全方位服务路径;基于政治符号、示范标杆和招商桥梁打造而构成的政商多中心网络合作治理之道。     

“调转促”行动下安徽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成的路径及其动因分析

当下,安徽省正在落实“调转促”行动计划,是调整农业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升级传统农业的重要战略机遇。首先阐述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基本理论,然后重点分析安徽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形成路径以及动因,并提出了营造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的孕育环境,扶持当地龙头企业,调整市场环境,健全利益联结机制等措施。     

兰州市洒水治污政策变迁路径与动力研究——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法

以兰州市洒水车治污政策为研究案例,应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risp-set QCA）研究地方政府具体环保政策的变迁问题。分析发现,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公众舆论压力、媒介压力、专家压力以及领导变更等五类8个解释变量可以作为案例政策变迁的驱动因素,其中,中央媒介压力是政策变迁的必要条件。按照不同的驱动因素组合,兰州洒水治污政策变迁有4种演进路径,其中,最短路径是“中央媒介压力且网络媒介压力”与“领导批示且中央媒介压力”。此外,在本政策案例中,领导批示不但没有促成政策变迁,甚至不构成变迁的必要条件。无论是“地方领导留言板”,还是“门户网站留言板”均非政策变迁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因此未能彰显公民参与在政策问题建构中的权力扩大,公众并没有实质拥有建构权,也未能成为建构主体,仅依赖互动平台的构建是无法打破原有的政策问题建构秩序的,因而也不能促使政策变迁彰显民意。     

社会自主性的三种提升路径

社会自主性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维,社会自主性对市场侵蚀的抵抗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有利于形成均衡性的治理结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维度、关系范畴的相对维度和治理现代化的功能维度构成理解社会自主性的3种视角。中国经由长期历史沉淀形成的是国家本位主义传统,改革开放打破了国家-社会的同构状态并塑造了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中国社会缺乏自治机制的文化土壤和理念基础,社会自主性的提升需要国家以主动塑造方式,通过输入路径、合作路径和培育路径进行治理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