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选择

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突出问题。解决三农问题应该从城乡二元结构、农民的增收与减负、稳定土地承包政策入手,既要注意国家财政的政策扶持,也要注意相关措施的配套,采取综合性措施,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加农业投入,扩大农民就业,使农民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中部地区城镇化健康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六省,地处中国内陆腹地,经济发展落后于东部,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促进中部地区城镇化健康发展,必须走一条城乡协调、工农互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为此,在分析中部地区城镇化制约因素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城镇化三种典型模式和国内城镇化的三种主要模式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促进我国中部地区城镇化健康发展的若干制度创新建议。     

企业治理结构变迁与会计规则制定权演变

会计规则制定权是企业剩余索取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治理结构发生变迁,剩余索取权将发生变化,会计规则制定权的契约安排也必然随之发生相应改变。不同企业治理结构下,会计规则制定权的契约安排具有不同模式。中国特殊的企业产权制度安排决定了中国企业会计规则制定权的契约安排具有自己独特的路径与变迁规律。     

基于动态博弈的长江流域排污管理模式分析

运用动态博弈的斯塔克博格模型,对长江流域各地区污染排放的调控机制进行了讨论,给出了模型的均衡条件和政策的动态一致性条件,提出用排污权交易制度代替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以及对排污企业征收排污税等手段进行环境污染的调控管理,是完善长江流域环境治理政策的方向。     

我国民族地区民俗民族文化发展战略思考

文化是经济发展的“软实力”,是我国民族地区实现特色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经济增长点,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提升民俗民族文化意识和文化自觉,实施本地区文化品牌发展战略,是我国民族地区民俗民族文化发展的现实和紧迫的任务。     

水资源保护与水污染防治在立法上的关系探析

水资源保护包括水量与水质的保护,水污染防治主要是水质保护。这种关系在立法上表现为:各国水法内容上千差万别,但都将防治水污染作为水法或水资源保护法的一项内容。在我国,水法与水污染防治法之间的普通法与特别法关系更为明显,针对水污染严重、水污染防治与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衔接不够等问题,水法强化了水资源保护的规定,是对水污染防治法的补充完善。鉴于我国现行水事法律中存在的问题,应通过立法切实解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与流域水资源保护规划的衔接和协调。     

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启动模式研究

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这为中国环境公益诉讼走出困局迎来了良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污染破坏事故频发,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环境纠纷急剧上升,而环境公益诉讼却一直被“原告资格”卡住瓶颈,环境公共利益长期陷入无人、无力、无法申请司法救济的困局.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为环境公益诉讼打开了一扇门,但并没有明确规定环境公益诉讼到底该由谁来启动？何时启动？如何启动？所以该法实施两年多来,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困局仍未得到明显改善.在未来《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和最高法的司法解释中,应赋予检察机关、环保组织和公民个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建立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多元化、系统化、规范化的环境公益诉讼启动模式.     

伴生放射性矿放射性污染现状及其防治管理对策

文章结合第一次全国伴生放射性污染源普查数据,对几种主要伴生放射性矿(磷酸盐、锆石、锌/铅、煤、钒、铝、铁、铜、稀土等)及其放射性核素情况展开分析。分析了伴生放射性矿在开采、开发过程中形成的放射性环境污染问题及现状。运用数据处理、图像统计对比等分析方法,探讨原矿/精矿与其固体废物的核素水平差异曲线,得出了不同伴生放射性矿中所含核素具有异质性,伴生放射性矿固体废物是引起放射性污染的重要原因等结论。在此基础上,对相关问题和目前防治措施的局限性进行探讨,提出建议,为我国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管理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邻避冲突网络动员路径解析及安全机制构建

网络社会的到来给邻避冲突的发展提供了客观的土壤。网络动员成为邻避冲突大规模爆发的重要助燃因素,冲击着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格局。文章遵循斯梅尔塞价值累加理论框架并尝试对其加以创新,通过研究典型案例发现:邻避冲突网络动员偏好沿“邻避设施决策—网络媒介环境—社会结构张力—目标追求趋同—网民判断相似—社会控制弱化”这一路径演化。文章构建起包含“舆情预警、多方互动、制度约束、执行反馈”在内的网络安全机制,进而有效防范管控邻避冲突网络动员向现实冲突转化。     

绿色发展:本质意涵、现实困境与路径抉择

首先探讨了绿色发展的本质意涵,然后分析了新时代中国绿色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新时代中国 推进绿色发展的具体路径。 主要结论是:第一,绿色发展本质上是从唯资本到生态与资本并重、再到生态优先的经济社会发 展逻辑转换;第二,当前中国推进绿色发展面临着绿色发展支持政策的理论基础不明确、工业化进程的非同步性、农业生产组 织化程度偏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多元化与异质性等困境;第三,当前中国推进绿色发展应当从积极培育和激发经济行为人 的社会理性、力争向全球产业链上游发展,高起点谋划中西部地区产业布局、健全配套制度,充分发挥农业生产组织的绿色发 展激励与约束作用、改造传统小农户,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范下乡资本的经营行为等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