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与误读:民初政治精英的政党理念

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一切制度的移植,都必须贴上“国利民福”的标签,否则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为此,民初政治精英在移植西方政党理念的过程中,更多地融入了时代的价值取向。作为自由政府“固有灾祸”,以获取权力为首要目的的政党,变成了“国利民福”的载体,其掌握政权与否,“殊所不计”;本无优劣可言的政党制度,变成了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两大对峙”。政治精英对政党理论的错误解读,使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间产生了巨大反差,加速了政党合法性的丧失。     

现代化新路

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全新命题。该命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当代诠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为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开辟了新的路径。具体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意义,它不仅促进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复兴,为处于低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动力,在共建中共享,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而且开辟了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向,为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提供了镜鉴。     

资源委员会的事业认知

每一种组织,由于自身特殊的环境条件,都会形成由自我意识所构成的精神文化体系。对资源委员会来讲,这一文化体系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对国营事业的理解方面,他们坚信发达国家资本,发展国营事业是中国工业化的必由之路。其次,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灌输,塑造“公、诚、拼”的国营事业精神,不断强化组织成员对自己事业的认同和对事业应有精神和文化的体认,从而彰显出这一组织价值观念的独特个性。再次,资委会的技术官僚,不同于其它政府官员,他们的目标在于借行政舞台,圆富国强国的梦想。他们虽跻身官僚之列,但却不是以“官”的职能在那里活动,而是以企业者、专家或技术人员的身份在那里活动。因此,他们忠诚于民族国家而不是政府长官或某一阶级政党。正是这些精神文化因素使资委会与国民政府其它行政机构区别开来,并成为国民政府执政时期的一个亮点。     

美岱召及其大雄宝殿壁画研究

美岱召位于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大青山南麓,是内蒙古地区建造较早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美岱召的建造以及发展历史对于明清时期漠南蒙古藏传佛教历史线索的厘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关岱召壁画中最具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壁画当属大雄宝殿佛堂四壁。殿内壁画从多方面再现了土默特地方在明清两代蒙、藏、满、汉等多民族交流的盛景,诠释了蒙古族人民对于汉地文化以及藏传佛教文化艺术的借鉴融和,继而产生的具有蒙古族审美特色的艺术形式。     

北疆草原生态安全与民族团结进步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祖国北部边陲,东西长2400多公里,南北宽1700多公里,总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是祖国北疆生态系统的前沿阵地。内蒙古草原总面积8666.7万公顷,其中有效天然牧场6818万公顷,占全国草场面积的27%。内蒙古自治区一直以其临近京津、横跨＂三北＂的重要地理位置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条件,在我国的生态安全大局中占据格外突出地位。因此,保护、修复内蒙古草原生态功能区;构筑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建立、健全因生态环境引发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不仅关系到内蒙古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社会和谐与稳定问题,而且关系到祖国北疆生态安全问题。     

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水平的提升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途径。提升“人大民主”水平,一是理顺党与人大的关系,落实宪法赋予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二是加强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真正发挥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三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制度,保证人大代表真正由人民选举产生,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受人民监督。     

民族习惯与法治目标

多民族的中国选择法治已是必然趋势。那么,作为法律渊源之一的习惯以及民族习惯,将如何迎接法治的选择或融合、其融合有无可能性,这是建构法治国必须考虑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民族习惯概念、特征及部分现象的解读,将其作为少数民族族民的事实上的行为规范予以阐析,探寻其与法治融合的切入点,并提出二者对接时应充分予以考虑的因素,完成二者的真正融合。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候选拉木登珠1938—1939年间滞留西宁问题探析

1938-1939年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候选拉木登珠被迫滞留西宁,学界多以此事为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牟取私利向西藏噶厦政府勒索钱财所为。但是,相关档案资料显示,此事经历了性质不同的两个阶段:前期中央政府利用在青海觅得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候选之机,通过阻留拉木登珠与西藏噶厦政府进行政治交涉,目的在于改善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客观上为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期马步芳违抗中央命令,扣留拉木登珠,企图借机控制西藏。在其政治阴谋失败后,又对西藏噶厦政府实施敲诈勒索。这一事件反映了民国政府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维护中央政府对西藏主权所做的努力以及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无序状态。     

1894-1914年俄国酒销售垄断政策目的与结果为何相悖(上)

从古至今酗酒问题一直困扰着俄国。国家垄断酒销售既是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举措,也是治理民众酗酒问题的手段。1894—1914年俄国实施了酒销售垄断政策,初衷是增加国家岁入,同时引导民众文明饮酒和减少酗酒,然而,减少民众酒消费和增加国库收入存在根本矛盾,二者很难兼顾,因此面临取舍的难题。而在俄国政府看来,国库利益永远高于戒酒利益,当国家财政紧张时就更是如此。这是酗酒问题难以根除的客观原因,民众的饮酒方式和习俗则是主观原因,俄国各阶层民众都有饮酒习惯。围绕对酒垄断的原则与目的、酒销售垄断的财政结果、影响烈性酒消费收入增加的若干因素、酒销售垄断与酒消费、民众饮酒方式和习俗的探讨,可以理解酒垄断时期俄国政府的两难处境与未能缓解民众酗酒的原因。     

论我国专门宪法监督机构建立的模式及路径

全国人大作为我国宪法监督主体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全国人大并非专任宪法监督机关,全国人大的监督缺乏经常性,全国人大成为宪法监督的盲点。建立专门宪法监督机构——宪法监督委员会应成为今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必然选择。宪法监督委员会应首先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置,等条件成熟时再将其从全国人大中独立出来设置。最后要注意处理好宪法监督委员会与执政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