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二江先生"与"浙派"中期词的繁荣

徽商江春、江昉兄弟扶助下的康山草堂词人,基本上继承了厉鹗"清幽冷寂"的艺术风格.在乾隆中叶的文坛上,将"浙派"之词发扬光大,是"浙西词派"发展历史上的重要力量.     

论京房的受重用及其考功课吏法

汉代经学是儒家经学的确立阶段,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给儒学发展拓展了充分的空间。汉元帝时,重用经学之士,注重人才的德行道艺和学术水平,使大批儒生涌入政界,京房就是这样背景下,加上长于占卦,受到元帝的赏识,进而受到重用。这时,京房提出了考功课吏法,该办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县官”与秦汉皇帝财政

在《史记》、《汉书》等文献与出土简牍中,屡见“县官”一词,注家或释为天子,或释为朝廷,或释为县令。凡此诸说皆不妥。“县官”初指少府掌管的皇帝财政;从汉武帝以后,渐用为天子或朝廷的代称。     

论管同的思想与文学创作

生活于清王朝由兴盛走向衰落时期的管同,十分关注现实,在思想观念上趋于求实、求变,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在学术思想上他受老师姚鼐的影响,推崇程朱理学,但是他并不迷信程朱理学,对于汉学也积极利用之;他在诗文理论上推崇阳刚之美,并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总结出了一些艺术经验;他的散文创作能够将诗歌的技法、骈文的句式等融入其中,并善于运用细节描写和环境烘托等手法,这对于拓展桐城派的廊庑,丰富桐城派的创作技法,矫正桐城派的枯弱文风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张载关学与韩国南冥学研究的新进展——“关学·南冥学与东亚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关学·南冥学与东亚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从张载的易学、礼学、主体精神等角度深化了关学研究,反思了唯物、唯心研究模式;从南冥学的理学渊源、与李退溪的比较、社会思想、文学研究等角度丰富了南冥学研究;从儒学与东亚文明、儒学的现代化、新儒学的当代发展等方面,深入到了儒学研究的前沿,讨论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儒教问题、中国哲学的体用问题等。本次会议对深化中国哲学前沿问题研究、加强中外哲学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张载关学的历史贡献

张载是我国北宋时期一位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关学的创始人,理学的奠基者之一。他的丰富而深邃的学术思想,对中国哲学思想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主要包括:太虚即气与气化万物、一物两体与动必有机、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仁政德治与渐变改革等,既具有创造性、开拓性、奠基性,又具有实践性、实用性、合理性。因而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并对其以后的哲学思想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北朝的“坊”

"坊"是中国古代出现的重要历史现象,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多方面的内容."坊"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所蕴含的功能是多重的,其含义的不断变化也是透视古代社会的一把钥匙.     

引领历史向善——方孝孺的正统论及其史学影响

正统论是最富有民族特色的历史哲学,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正统论在南宋时,由于理学发展和民族关系紧张等因素的影响,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趋向,更加强调对于历史的道德判断,而且在强调"尊王"的同时,还突出"攘夷"的内容。方孝孺的正统论是宋元以后最有影响的正统理论,其理论渊于浙东金华学派的"尊本明统"的正统说,其特点是极力突出历史道德判断的意义,即有意超越一时的已成事实之是非,以一相对恒常的道德标准裁量历史,引领历史向善的方向发展。但是与此同时,方孝孺也有一定调和道德判断与事实判断间矛盾的考量,提出所谓"变统"的理论。方孝孺的观点对以后的历史理论与史学实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方东美生命哲学阐释

自方东美被列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以来,学术界关于方东美哲学的归属问题,一直存在着分歧。其原因既有方东美思想本身的因素,也与学者们不同的研究视角有关。但是若回归方东美思想的源头,这些分歧应该可以超越,因为方东美哲学是在《周易》基础上构建的生命哲学,他以生命哲学统摄百家,并以生命哲学作为评判百家的重要标尺。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简单地把他归为哪一家,生命哲学是方东美思想之“环中”,而百家则是从不同的方面对生命哲学的体证、丰富与发展。     

《诗经原始》成败之我见

《诗经原始》是近代诗经学的一部名作,也是云南历史上一部重要著作。它的价值在于:突破了《诗大序》和朱熹等前人的旧说,把《诗经》从牵于具体历史事件和"诗教"的旧说拉回到诗美学的道路上来。但它也有一些倒退,这与作者的封建卫道思想和生活见闻的局限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