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利用之误区及其出路

土地利用是否合乎城市化进程的客观规律与内在要求,将直接决定城市化成就与否。我国可供利用的土地资源相对缺乏。土地的法律属性为公有制所有制,土地所有权不得转让,但土地使用权可以合法转让。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利用存在着城市化等同于城市规模和功能的大而全、城市化等同于农村城市化（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征收农业用地是城市化所需土地的唯一来源、城市规模的扩大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利益最大化等认识误区。我们应在参考借鉴国外相应制度的基础上,采取在条件适合地区推进农地的规模利用;科学规划,严格监控,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集约用地制度：完善土地的市场定价机制,丰富土地取得方式,实现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等措施,科学利用土地,合理推进城市化进程。     

土地流转特征及其社会影响因素分析——以赣中王瑶镇土地流转的个案为例

通过选取赣中地区王瑶镇8个行政村为调查对象样本,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土地流转的特征、制约因素等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后认为,中西部地区的历史传统、市场环境、社会结构对这一区域的土地流转极具影响,这一区域土地流转的基本特征是"非利润化"的"无发展型的流转"。这一地区的农民在选择经济行为时,利润第一还是道义优先的两难选择往往受制于基本的社会环境,这也是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的社会学体现。     

城镇化进程中政府的土地经营困境及其调适

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土地产权主体的虚位与政府运行的不规范,是造成土地经营困境的根源。在资源约束与利益驱动下,政府在土地经营中规避了国家的土地管理政策,通过对土地征用程序的掌握,来控制土地收益的分配规则和过程,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权利,加剧了各方主体围绕土地而引发的利益冲突。要调适政府的土地经营行为,应从产权改革与政权建设两方面入手:通过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完善农村土地集体的所有权权能,真正还地权于民;通过政权建设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府利益的约束机制,建立以市场为核心调整和平衡各主体利益的体制,使各方共享土地交易的福利。     

“三权分置”还是“两权置换”?——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的土地制度改革构想

当下的土地制度改革从长远看必须贯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国家意志。从城乡融合发展的视域来看,虽然"三权分置"制度设计的目的是为了盘活土地经营权,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但这样的制度设计使土地权属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更加复杂化,也不能有效地推进城乡之间要素自由流动。从历史正义和社会公平角度来看,农村土地的根本性质在于保障农民的居住权和生存权,那么在中央政府主导下的"两权置换"的改革方案或许是更佳的选择,即可以使农民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置换社会保障权,用农村宅基地所属权益置换城市里的住宅权。这样不仅能够建立起有序的土地退出机制,解除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而且能够支持未来实现地租收益全民共享,真正促成城乡一体化发展。     

粮田经营方式创新探讨

在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现有粮田经营方式与我国对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求不相适应。粮田经营方式应该进行创新。创新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在农业内部实行粮田适度规模经营,二是在农业外部实行粮食产业化经营。     

山西省农村家庭承包土地流转研究

利用典型调查的方法,对山西省不同市县农村家庭承包土地流转作了调查研究。研究结果：（1）查明了山西省土地流转的类型、形式、费用、期限、管理的基本情况;（2）土地流转受到农业效益、土地政策和社会条件的影响;（3）土地流转给粮食生产和新生无地农民带来一定挑战;（4）土地流转管理要重视农民之间的自发管理,要让集体拥有一定管理权力。     

论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

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制度存在一定缺陷,其立法基础和标准不统一,导致现行相关法律规定相互矛盾。我国应确立完善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制度,逐步建立农村宅基地有期限、有偿使用制度,在备件成熟时以立法形式规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     

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刍议

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违反合同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的研究以及对当今各国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立法的考察,论证了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对我国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设计提出了初步设想。     

发展循环经济 做好农村土地整理工作

进行农村土地整理是农村综合治理,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社会经济良性循环发展的具体手段和保证。在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工作中,要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充分整合各种城乡资源,逐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统筹兼顾短期和长远利益,树立节约资源,有效保护耕地环境意识,妥善处理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真正实现农村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转投资概念与立法模式的反思

作为公司扩大经营的方式,转投资行为在目前公司运营中极为普遍,而学界往往忽视转投资概念背后的立法模式选择,就站在各自角度对之进行概念界定。实际上我国公司转投资立法模式经历了一个从国家强制到公司自治的发展历程,新公司法中的公司转投资立法模式适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实现了公司本质的回归,促进了公司的发展,但是依旧存在适用转投资信息披露制度的公司范围过窄、公司高层转投资法律责任空缺、越权转投资行为效力不明等制度上的缺陷,从学理上而言,其对社会经济和公司自身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改变完全放弃管理的做法,在公司转投资问题上采用公司自治与有限规制相结合的立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