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中的"泛文化"观点质疑

当前的翻译研究中存在一种“泛文化”现象 ,即以“文化移植”界定翻译的本质并建立翻译的批评标准。文章根据文化的概念和翻译实践指出 ,有些文化内涵难以移植又并非所有文本都有文化要素需要移植 ,因此文化移植不能准确界定翻译的根本性质 ,也不能作为指导翻译实践的客观标准     

论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

刑事证明责任内涵应当包含“评价要素”,对于特定事实,证明责任承担者所举证据仅需要达到说服法官相信事实可能成立之程度。分配证明责任应当遵循证据所持、证据距离与诉讼效率等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未将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进行区别对待,对公诉机关和法院的证明责任规定也不尽合理,更未规定证明责任转移规则。为最大程度实现量刑公正,应尝试对我国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进行体系性完善,合理规定控方、被告人与被害人的证明责任,对立功、认罪认罚等量刑事实创设证明责任转移规则。     

小议城市绿地指标

城市绿地指标的制定是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 ,是一个城市绿色环境数量及质量的量化标准。本文着重介绍了城市绿地指标的作用 ,影响城市绿地指标的因素以及历来我国城市绿地指标的制定情况。     

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市场化路径选择

以分析土地管理制度所处的耕地保护红线、快速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三个时代背景为逻辑起点,研究了在既有制度框架下市场化配置的三种策略：城乡土地流动、耕地资源异地占补平衡和 “飞地工业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新一轮土地改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路径：城市土地一级开发的PPP模式,发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制度引擎作用,宅基地有限市场化配置和市场化思路推进征地制度改革。最后,提出政府在土地改革制度环境建设中的四个功能：科学规划、搭建市场交易平台、统筹协调利益关系和风险评估管控。     

土地征收进程中不同参与主体行为研究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变为城市国有土地,在该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土地增值收益。地方政府、用地企业、村委会和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有不同的行为表现,其根本原因在于利益分配冲突。从不同主体行为角度对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利益冲突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探讨利益冲突背后的原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研究述评

国内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研究主要侧重于产权、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有关农村土地市场发育对土地资源配置的作用、对城乡空间布局的影响多为理性判断和现象描述,实证研究相对较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引发的城乡空间演变的解释性研究和评价性研究、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的角色和作用、农民分层和社会空间重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优化等应成为今后研究的重要主题。     

新疆订单农业实践的经济学分析——以番茄产业为例

该文对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带中部地区的番茄产业进行了调查分析,并就农户与企业订单合作中产生的"学习效应"、"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现象进行了经济分析和解释,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措施。     

发展受限视角下的武汉城市圈跨区域农田生态补偿额度测算

在国土资源非均衡开发、基本农田发展受限的背景下,综合运用效益转移法、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的理论和方法,计算武汉城市圈48个县(市、区)之间跨区域的农地生态补偿额度。结果发现:2008年单位面积的农田发展权价格最高的是东西湖区,为21.67万元/hm2,最低的为孝昌县,仅为434.28元/hm2;2008年武汉城市圈总生态赤字面积为102.72万hm2,48个县市区中24个亏损区,24个盈余区,其中武昌区的亏损面积最大,为-9.93万hm2,麻城市的盈余面积最大,为4.50万hm2;支付额度最大的区为江汉区,年支付额度为63.08亿元,江夏区应该接受的农田生态补偿额度最高,为3.03亿元;武汉城市圈各县(市、区)跨县域转移的农田生态补偿额度绝对值占到自身财政收入的比例为0.03%~21.94%,纳入农田生态补偿支付前后,共有33个县(市、区)的GDP排名发生了变化。保护农田资源,维护农田生态产品供给的多样性和持续性,就必须在不同土地开发类型区之间确立适宜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建设农田生态补偿机制。     

失地农民家庭收支状况及对策建议

基于实地调查数据,详细地描述了失地农民家庭各种具体的收入和支出状况。调查表明,失地农民家庭的收入状况不容乐观、消费水平相对较低、收支结构不尽合理,政府应该千方百计帮助失地农民家庭增加收入并引导其合理消费,防止其在城市化进程中被＂边缘化＂,促使其生计的可持续。     

农地抵押融资意愿与最优土地规模

运用2014年陕西、宁夏两省2493户农户的调研数据,采用Probit模型,以农地规模对农户参与农地抵押融资意愿的影响分析为基础,实证分析农户参与农地抵押融资意愿最大化条件下的最优土地规模。研究发现：农地规模对农户参与农地抵押融资意愿呈倒U型影响,高陵、平罗地区农户参与农地抵押融资的最优土地规模分别为12.67亩、56.50亩,分别是当地户均农地规模的2.68倍、3.00倍,农业主导产业差异导致最优土地规模有所不同。总体看来,样本农户的家庭规模、经营类型、往返金融机构的便利程度、金融机构数量对农户参与农地抵押融资意愿有较显著的影响,而分区域来看,各控制变量的影响效应存在较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