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佛教与中国小说”研究论要——以著作类研究为主的学术简史

20世纪初,梁启超在佛学研究中开始注意到佛教文体对中国小说的影响;在文学史著述中,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出于时代要求与个人兴趣,对佛教文学予以了更多关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则真正、切实地从小说艺术的角度分析了佛教在内容与形式方面对我国小说的深远影响,此书之研究结论多有发凡起例之功。20世纪下半叶,代表着“佛教与中国小说”研究最新进展与较高水平的专著当推张中行与孙昌武二人的同名著作《佛教与中国文学》,孙氏的著作把该领域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更高的水平。此外,单篇论文方面则以早期的陈寅恪及季羡林等人的文章尤具影响力。     

金庸世界：在阅读中形成的当代文化星群

在当代中国文化时空中，有一个以金庸小说为核心的文化星群。这个星群以其规模之庞大、润泽之深远著称于世，其内容主要是金庸小说及其所衍生的文化符号。在其构成过程中，有三个因素不容忽视：首先是作为作家所在地的香港的都市性，这是促使金庸写作的基本动力；其次是金庸小说本身的内涵，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个基本元素；最后是诸多层面读者的多重角度的阅读。其中，阅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建立在“阅读快感”基础上的阅读实践，最大程度地促成了金庸小说的扩张与流变，最终塑成一个以小说、影视、网络与电子游戏为主要题材的动态的符号世界。     

哈代小说艺术的狂欢化

哈代小说在艺术上体现出鲜明的狂欢形态，主要表现在狂欢广场和广场语言两个方面。一方面，哈代小说中描述了大量民间节日狂欢场景、聚会场所、乡野舞会、酒馆等狂欢广场，在这些狂欢化的场景中，表现了解构等级秩序的狂欢精神；另一方面，哈代小说中威塞克斯居民的对话体现着鲜明的广场语言的特征，在他们的话语中表现出鲜明的狂欢因素。     

论晚清时期外国政治小说译事的嬗变

由于晚清动荡的政治格局及适应读者的需要,梁启超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的外国政治小说的创作意图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相反,外国政治小说的译介逐渐向历史小说、英雄传奇、革命小说以及社会小说发生嬗变,在内容与形式上均融入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诸多因素。     

论韩非的立法艺术的思想及对现代的启示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的立法艺术思想丰富,主要散见于《韩非子》中,主要表现在立法权的归属,立法时机的判断与选择,立法原则,法律规范的表达方式等方面,对当代中国立法也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再估“先锋”：对“存在”的颠覆——存在主义文学与中国先锋小说比较研究

从平行研究视角出发,中国先锋小说在接受存在主义文学思想影响下产生明显变异,具体表现为:存在主义文学和现实政治密切相关,持"介入观",是置身于真实中的虚构。先锋小说远离现实政治,从虚构中假想真实,"边缘性"特征突出;存在主义文学更多的是在"荒诞"中体现悲剧精神和人道情怀,先锋小说是通过"悲剧"来体现荒诞意识和死亡意识;存在主义文学因与现实的亲缘性关系而具有一定的渗透性、对话性特征,影响"跨世纪"。中国先锋小说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个人性、独白性特征明显,只有"阶段性"影响,文学渐渐失去了轰动效应。     

明清讲史小说中的“架子花脸”英雄形象浅析

明清讲史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存在着类型化倾向。而草莽类英雄是特殊的一类人,他们在外部体态、性格特征、语言与行为方式上与常人有着较大不同,如同戏曲中的"架子花脸"形象,是"力"与"勇"的化身。尽管在作品中只是个陪衬角色,但是他们起着其他人物类型无法企及的功能与效用。而且他们身上保持着人民的本性,寄寓了人民的道德理想与生活情趣,因而更受人民群众的喜爱。     

凄苦的爱情——哈代短篇小说人物爱情探析

爱情和婚姻是哈代小说最喜欢叙述的一部分内容,通过对爱情、婚姻生活等的细致描绘,哈代着力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社会环境对人的压力,以及人性本身的善良与软弱。在短篇小说中,这一主题依然占据了大量的篇幅,在这些故事中,最能打动人的是小人物和他们缠绵悱恻的爱情。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爱情很难走向完满的结局,而正是由于这种不完美,她们的命运才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同情。本文就哈代代表性短篇小说中人物的爱情故事给予分析和研究。     

废名对古典诗传统中“想象”的再发现

废名在重新考察古典诗传统时重新发现了“想象”的重要性,并重新发现了梦、典故的联串、自由联想等想象方式,这正是废名自身诗歌建设经验的折射,形成了对古典诗传统中想象力量的再发现,也启示了新诗自身的建设,是对“五四”以来一直占据主流位置并且同一时代仍在盛行的写实倾向的反拨。     

记忆素与北京城市文化身份--对1980年代京味小说的一种解读

与老舍小说展现老北京广阔的社会历史风貌不同,1980年代京味小说对于北京城市文化身份的型构,是通过极度浓缩简化并重复出现的“记忆素”来实现的。这些由人物、行动、空间与情节组成的“记忆素”具有高度的趋同性。而这些“记忆素”作为一种“传统的发明”,并不是要对老北京的历史文化进行多么精致的还原,而是为了应对“文革”结束后和北京城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城市与人的身份危机而作出的一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