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文化观的形上学内核--"别共殊"

追寻冯友兰文化观演变和发展的历史轨迹可以发现,冯友兰关于文化观的所有真知灼见贯穿了一条一以贯之的思路,那就是"别共殊",即区分"共相"和"殊相",这是冯友兰文化观的形上学内核.横向的"别共殊",冯友兰区分了"类型"和"个体";纵向的"别共殊",冯友兰区分了"不变的道德"和"可变的道德",前一种区分,提供了如何解决中西文化差异的途径和方法;后一种区分,告诉我们推进文化现代化的同时应该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     

民族想象与国家表征：论胡风新诗的政治主题

民族想象和国家表征是胡风新诗的主要政治主题。在《野花与箭》中,胡风虽有对民族未来和国家命运的迷惘与茫然,却也在坚毅地探索和勇敢地前行;《为祖国而歌》则是诗人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发自内心和灵魂的激越的战歌;《时间开始了》是诗人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成为现实后的充满欢乐和感激的颂歌。     

陆侃如、冯沅君先生《中国诗史》的主要贡献

《诗史》出版以后，学术界一直把它作为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被视为２０世纪经典学术史著作之一。《诗史》植根于传统的学术基础，又运用了现代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它对我国古代诗歌变迁的趋势，对多种诗体的产生和变化，对不少诗歌的艺术技巧，都基于进化的观念和唯物史观，从流变的视角，做动态的描述。在史料方面，《诗史》以“传信自勉”，扩大了“‘诗’的领土”。它把诗歌作品作为诗史的本位和主体，特别重视分析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和流派，注意运用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比较文学和语言学等方法，从多方面揭示作品丰富的内涵。由于时代的局限，《诗史》中也存在一些偏失。     

哲学与诗学的冲突和融合——董仲舒诗学观探微

诗三百在董仲舒阐述春秋大义的过程中主要发挥“达意”、“正言”的作用。基于此,董仲舒提出“以诗为天下法”的诗学观点,但在“知天”的问题上拒斥了诗和诗人,主张“知天,诗人之所难也”。同时,《诗》、《春秋》在董仲舒阐释哲学的过程中面临着共同的困境,由此提出“诗无达诂”、“春秋无达辞”等理论命题。在现实政治的情境中,“知天”的问题非但是诗人所难,董仲舒本人也是难以把握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突破——读冯契的“智慧说”

冯契(1915—1995)教授不仅是中国哲学史家,而且是哲学家,不仅是一般的哲学家,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智慧说”(《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三篇)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于一体,自成一家之言,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智慧说”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冯玉祥的抗战思想论析

抗日战争时期冯玉祥的抗战思想主要表现在:拥蒋抗日、发动民众、联共抗日。这表明他的思想介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及共产党坚持的全面抗战路线之间,与二者既有相同点,又有差异。     

明清小说评点中的“另类”——冯镇峦、但明伦等对《聊斋志异》艺术规律的发掘

冯镇峦、但明伦等人对《聊斋志异》的评点,在小说理论史上第一次肯定了文言小说集体例驳杂的合理性及其审美意义;指出了《聊斋》故事的虚构性、志异的深层原因以及取得艺术真实感的主要方法;总结了《聊斋》鬼狐形象兼具"人事之伦次"和"百物之性情"的复合统一的特点及其塑造方式、审美价值;并对《聊斋》不同于白话小说的一些独特的"文法"进行了分析和命名。     

从《风洞山》看吴梅的戏剧观

《风洞山》传奇是我国近代著名文学家、戏曲理论家吴梅先生的戏曲代表作。它集中体现了吴梅的戏剧美学主张,其"线索清澈,脉络分明"的戏剧结构,亦雅亦俗的语言风格,以及"真、趣、美"的审美追求,正是吴梅戏剧观的核心内容,对当时和后世词曲学和戏剧学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     

各有“一方园地”：比较秦牧和丰子恺同题散文《秋》

秦牧和丰子恺的同题散文<秋>的写作方法差异很大.秦牧的是以"自然之秋"为主,引伸到对人生的感悟,丰子恺的是以"人生之秋"为主,将"自然之秋"的描写作为陪衬.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位作家的人生观和艺术观有很大的差异,虽然他们作品所产生的社会作用不同,却各有各的美丽,同时也给我们一个启示世界上不存在万能的作家,若想有所成就,应该学会扬长避短,在适合于自己"耕耘"的"一方园地"里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对类主体的本体论纯思——论冯友兰的人哲学

冯友兰作为中国 2 0世纪杰出的哲学大家之一 ,以其最为擅长的“正的方法”对类主体进行了本体论的纯思 ,建构了一个理性人哲学系统 ,并对存在的理想状态及其进路作出了自己的阐释。解读冯友兰的人哲学不仅是冯友兰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 ,而且有助于当代中国哲学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