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重学说在汉武帝时的实践和发展——兼论耿寿昌的常平仓制度

轻重学说旨在增收国家财政,这一性质使其成为封建政府解决财政危机的重要工具。西汉武帝政府面对＂县官空虚＂的财政状况,不仅把＂立币,国铜＂、＂官山海＂、＂敛之以轻,散之以重＂等轻重理论运用于增收国家财政的实践,还在实践中发展了这种学说。轻重学说在宣帝时耿寿昌的常平仓制度中亦有体现。     

后危机时代浙江省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

从统计数据上看,①浙江省的自主创新能力在长三角地区处于偏弱地位.由此造成的不利影响是,浙江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弱并且与邻居江苏省的经济差距持续扩大.浙江省自主创新能力弱的根源在于,当外部产业环境表现为高进入壁垒时,以民营化和市场化为特点的发展模式把浙江经济的发展锁定在一条低水平的路径之上.因而,破解这一难题的出路在于理清市场和政府两种机制下的自主创新规律,以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为目标,通过市场和政府两种手段的相互配合来推动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转型期中国公共危机产生的原因、问题及其治理

转型期中国已进入危机频发期,危机不仅对中国政府管理体制提出了严峻挑战,而且关系到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国家政权的生死存亡。公共危机事件的治理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为了有效地进行公共危机的治理,中国政府在确立危机意识的同时,必须进行适度的制度安排,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     

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库兹涅茨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县域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金融系统在资源分配上表现出明显的城市化倾向,农村金融发展滞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农村储蓄流向城市是造成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内在机制。本文采用2007年中国县级截面数据,运用非参数检验方法研究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根据全国县域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在金融发展的初步阶段,金融深度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即金融深度较高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反而更大;在金融发展的中期阶段,金融深度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即金融深度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程度不会造成明显的影响;在金融发展的高级阶段,两者表现出负相关关系,即随着金融深度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在空间上,城乡收入不平等逐步收敛。其中拐点的出现在金融深度的20%至60%分位数水平区间。     

国际金融危机就业效应的投入产出分析

 本文分别利用2007年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和引入非线性因子的局部非线性投入产出模型,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最为直接的出口、投资角度出发,测算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影响。测算结果显示：在最近一年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影响是逐步加剧的;重点行业影响较为集中;由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及时准确,刺激经济计划的有效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同时,非线性就业弹性能够更准确的反应行业产值和就业人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将其引入投入产出经典模型能使模型更好地反映真实经济情况。     

金融约束政策下的金融发展与经济效率

 通过建立两部门模型,本文首先分析在租金分配的所有制偏好和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特征下,我国金融规模扩张和金融效率提升对不同部门的资本形成和技术创新速度的影响,进而探讨金融约束政策下金融发展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接着以2000-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考察了金融规模扩张和金融效率提高对我国经济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金融规模扩张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不显著,金融效率提高对经济效率则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发展中大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规模效应的分析

近年来,发展中大国在其宏观经济诸多方面均表现出强劲的上升趋势。该发展浪潮往往被归因于规模效应——凭借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聚集经济效应等导致了生产率的提高。通过将金融发展的特征嵌入到已有的增长和规模效应理论中,可以检验发展中大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其产出、投资、贸易以及金融之间的相互关联效应,从而把握发展中大国的总体发展趋势。在金融危机发生时,经济刺激政策更应该倾向于贸易和投资领域,而不是金融领域,也就是说,在发展中大国,金融发展对经济的刺激作用非常明显地低于贸易和投资两个最重要的实体经济领域。     

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差异与效果的比较分析

次贷危机及其随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稳定市场,提振信心,刺激经济,各国央行纷纷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因危机对各国经济、各国金融体制、各国央行的决策制度影响不同,各央行扩张货币政策的操作时机、工具选择、扩张程度、退出战略等存在明显的差异,对我国货币政策选择及战略决策具有一定的启示.     

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构成及其应对策略

经济体制模式和金融体系的开放程度会在基本面上决定一国的金融市场风险构成,不同的市场风险构成会引导政府对金融危机有不同的应对措施.针对有可能再次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如何在理论上概要地梳理出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构成,如何依据这些构成来解析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发生的冲击及如何应对金融危机,这些问题的研究,要求我们在理论上考察中国现存的各种制度安排与现实的关联,要求我们结合体制模式或制度安排来寻找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和途径.国际金融危机在许多领域对中国产生冲击的事实,在规定着政府必须依据现实做出战略决策和手段选择的同时,也对经济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本文的分析可视为对这些任务和要求的一种学术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