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平权措施的宪法争议--析联邦最高法院的两项判决

美国平权措施,从上一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受到白人挑战,白人提出这是对白人的不平等,违反了宪法的平等权.这一宪法争议特别反映在大学入学政策上.近期,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此作了两项判决:一是"格鲁特对伯林杰"案(Grutter v. Bollinger),针对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的入学政策;一是"格拉斯对伯林杰"案(Gratz v. Bollinger),针对密歇根大学部的入学政策.平权措施主要宪法依据是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最高法院在适用此项宪法原则时有重要例外,一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出发;一是为弥补历史上的歧视后果.最高法院又宣布,凡使用种族作区分标准的法律,必须运用"严格的透视"和"紧迫的利益".据此,上述两项新判决,都有利于"种族多元化"和平权措施.这是美国当前对平权措施宪法争议的最新认定.     

党章宣誓的渊源、机理与制度体系构筑

“对党忠诚”,既是无产阶级政党党员的首要政治品格,又是政党长期执政的重要保障。党章作为最高效力的党内法规,忠于党章是“对党忠诚”的重要表现形式。宣誓行为在政治仪式中的出场,体现了人类对宣誓行为的认知从自然崇拜向政治文明现代性的转变。党章宣誓制度能够成为引导和教育党员政治忠诚的有效方式,其根源在于宣誓语言的述行性、宣誓仪式的伦理价值和宣誓行为的共情力等因素。因此,有必要在既有入党宣誓制度的基础上,构筑贯穿党员“政治生命”全过程的党章宣誓制度体系,使之成为党员“对党忠诚”的重要制度保障。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文化透视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１９１２）因具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而备受推崇,它是我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文件,然而“临时约法”的制定者并未充分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实际,终使之成为一纸空文,但从宪法文化上看,“临时约法”的命运反映的是更广阔的文化传统对于“大典”和“朝纲”的处理法则。     

宪法学上的一种死刑观——以美国宪法原理和判例为中心的考察

时至今日,不论人们是否赞同死刑废止论,死刑的存废之争已具有毋庸置疑的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我国虽然也存在这种讨论,但长期以来,这些讨论主要是在刑法学界中展开的,最终形成的主流观点是主张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其间似乎欠缺坚实的实定法学框架之内的学理论证,而仅囿于单纯的道德、政治或刑事政策上的考量与论说。有鉴于此,笔者力图从宪法学出发另辟蹊径,论述宪法上的酷刑禁止原理,并主要通过分析以现代美国的判例与学说为代表的死刑酷刑论以及这种论证的结构和策略,揭示现代宪法的死刑观,并透视其对完善我国死刑制度所可能具有的借镜意义。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的比较研究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临时约法》是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为主要蓝本,同时根据当时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特殊需要加以改造而成.《临时约法》之所以选择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为主要蓝本,基于以下两点原因:一是出于“以法制袁”的考虑;二是受法国宪政史的启示.     

我国正规就业者的教育收益率

针对教育收益率测算中可能存在的弱工具变量问题,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结合工具变量估计框架下的各种模型设定检验,对我国正规就业者的教育收益率进行测算。检验和测算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的变量存在内生性,个体配偶的受教育年限是内生变量受教育程度的强工具变量,而个体的出生季度是弱工具变量。广义矩估计结果显示我国正规就业者的教育收益率为10.1%。     

回顾“82宪法”及其社会主义宪政思想——纪念现行宪法颁布30周年

"宪政"是民主与法制的完美结合。"82宪法"突出了"政治模式归依生活秩序"与"制度理性软化阶级专政"两项特征。前者强调权利实现,后者意味权力限制。它们分别在"公民权利的具体化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和"党政分开与依法执政行政"方面得以落实。这些在当时蕴含着新意而于当下成为了中国宪政的趋势和重心。     

权利与权力的规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宪政理念

辛亥革命不但结束了清朝统治,随之倒下的还有存在了两千年之久的帝国制度。《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诞生,标志着近代中国开始了自己的宪政试验田。《临时约法》确立的主权在民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法治原则及正当程序原则,为近代中国第一次开创了依法治国的先河。     

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制度分析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我国行政改革和行政发展的基本目标。服务型政府是一种服务导向的政府管理模式,它重新调整了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基本关系,并提供了一个社会主体交往的制度平台。这一制度平台是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构成的一个制度结构。在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我们在充分重视正式制度建设的同时,还要重视非正式制度建设,合理处理二者的关系。     

林权改革的宪法学思考

2008年6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公布,引发了新阶段的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从宪法学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一方面林权改革过程中＂林＂本身涉及到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这关涉到《宪法》第9条森林资源权利问题和《宪法》第10条土地制度问题。另一方面,林权改革是以政府主导型模式进行推进,主要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意见等规范性文件指导下进行,而对制定这些规范性文件的政府权力行使的合宪性考察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