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性与合法性:现代化的两块基石

在实现经济现代化方面,起至关重要作用的两大决定性因素就是市场和企业组织。但是,市场和企业的正常运作却离不开公共行政的相对独立及其作用。实际上,现代市场、现代企业组织、相对独立于政治的公共行政这三者之间,不仅存在着产生和发展上的共时性,而且在相互关系上也存在着内在的和必然的逻辑联系,从而推动了现代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种内在联系来自三者的共同基础,这就是合理性和合法性。因此,合理性和合法性是现代化的逻辑基础,也可以把合理性和合法性看成是衡量现代化程度的两项主要尺度。     

论马尔库塞对马克斯·韦伯技术理性的评判

在马尔库塞看来,韦伯的技术理性尽管在一定的范围、时限具有高度的有效性,但从本质上看它.是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因而它具有内在的局限性.马尔库塞对韦伯技术理性的深入分析也表明,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是不可靠的,要想使实践真正富有成效,就必须把经验、实证层面的东西上升至理性.     

论非刑罚处罚方法存在的价值性

本文从目的刑主义刑法思想和报应刑主义刑法思想的论战开始,指出非刑罚处罚方法符合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的法理要求和刑法的基本价值追求,与现代刑法的发展是一致的,力图从价值论上探讨非刑罚处罚方法存在的理论基础。     

论中国古典艺术的形式美--以书、画、诗为例

作者认为,书、画、诗的形式美,在中国古代艺术形式的审美创造领域最有代表性。书法家以情性对"形质"加以软化、活化、动化,使原有字形发生美的变化,以"草书"而臻至最高的审美境界。画家以"气韵"与"形模"合作,发展到"写意"而走向绘画艺术的高峰。诗则是由诗人自己创制种种形式,又在越来越严格的形式中自由施展而显示诗人的才能。当传统的形式被用得烂熟而失去制约感,探索、创造新形式便成为一代才人"再领风骚"的壮举。     

论理性转向非理性的实践基础

西方传统哲学是一种理性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哲学,只是在现代才凸现了非理性主义哲学.这说明,理性与非理性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即不是线形平行发展的.其原因是复杂的,但至少可以这样认为,这是与当时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以及生存环境密切相连的.     

论假借音转

文字假借的必然性决定了假借音转的必然性.假借音转包括"音类比方"、"取譬相成"、"音近义通"、"音随义转"四种类型.假借音转的产生,除了语音上相近这一因素外,还与文字在发展使用过程中的形义变化有密切关系.     

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局部性浅化研究

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金融逐步深化,但是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金融深化出现减缓甚至部分逆转现象。通过对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局部性浅化的实证分析,文章指出造成正规金融局部性浅化的原因是市场失灵,而不是政府金融抑制,认为在加强监管的条件下,放开部分非正规金融,促进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联合是遏制农村正规金融局部性浅化的有效途径。     

从“直觉”到“理性”——梁漱溟哲学方法论的转向考察

梁漱溟先生的哲学肇始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由所“立”——发掘论证传统儒学的当代价值与所“破”——批判工具理性的绝对化倾向出发,视直觉为本体与发用的统一,并诠解出了直觉作为“德性之知”和“情意之知”的意涵。其阐发富含创见,但囿于早年的理论旨归所限,将直觉置于理智的对立面,强调了直觉的本能冲动意味,导致无法形成圆融的方法论,也难以建构严整的形上学体系。在意识到了局限性所在之后,弃直觉而转向了儒家的理性。然而,粱漱溟对理性概念的清理和阐发还有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地方,有待我们继续研究。     

重置交往理性:哈贝马斯人类 解放思想的逻辑主线

围绕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态转变及其所凸显的社会危机,哈贝马斯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性等层面入手,全面地分析和反思了现代社会的“多重隐忧”,建构了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内涵,奠定了自身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而后通过倒置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关系,哈贝马斯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与对“交往理性”的重置结合起来,提炼了其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最终则以针对时代困境所设计的“世界公民社会”为其理论体系的逻辑终点,探索了实现人类解放的另一种路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思想.     

我国正规就业者的教育收益率

针对教育收益率测算中可能存在的弱工具变量问题,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结合工具变量估计框架下的各种模型设定检验,对我国正规就业者的教育收益率进行测算。检验和测算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的变量存在内生性,个体配偶的受教育年限是内生变量受教育程度的强工具变量,而个体的出生季度是弱工具变量。广义矩估计结果显示我国正规就业者的教育收益率为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