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古女性墓碑文看中古女性价值观

整个中古时期的墓碑,主要以男性之碑为主。在为数不多的女性墓碑文中,又以中、上层社会妇人之碑文为多,从这些刊录中、上层社会妇人行履的墓碑文字来看,其对墓主生前价值的肯定,多称道其孝悌与持家、治家之道,其中又主要集中于孝姑与育子两个方面,而孝姑之行其源又出于育子之行。中国孝文化多讲孝母(孝姑),从中古这些女性尤其是妇人墓碑文可窥其一斑。     

论福克纳小说《熊》的生态伦理观念

《去吧,摩西》中的短篇小说《熊》在看似简单明晰的文本背后,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观念。尤其是带有强烈议论性质的第四部分,其叙事不仅暗示了小说审美风格的转变,而且体现了福克纳小说人学救赎观念与生态伦理思想的交汇融合。强调自然生态环境是人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表达对自然生态环境宗教般虔诚的敬畏情怀构成了小说《熊》的生态伦理观念的第一层内涵。强烈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和现代工业文明对荒野和自然的破坏,深化宗教人学意义上的罪恶与救赎的观念构成了《熊》生态伦理观念的第二层内涵。此外,《熊》还传达出了福克纳强烈的拯救与重建人的本质的愿望。     

建立我国经济诉讼特别程序的思考

经济法律规范缺乏可诉性已是法学界公认的事实,单对现有制度的修修补补已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应参照国外的成熟制度,在现有的制度上创新,建立我国的经济诉讼特别程序.为保证该程序发挥应有的作用,必须合理设计具体的操作方案并防止诉权的滥用.     

试论道教"三元延寿"养生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三元是道教的一个重要术语和思想概念。道教三元思想渊源于周易的天、地、人三才说,三元并列是道教构建其庞大教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对道教养生思想与理论的建构发挥了积极作用,形成了富有道教特色的“三元延寿”养生思想。“三元延寿”养生思想集中体现在元代道教养生著作《三元延寿参赞书》中。“三元延寿”养生思想和理法具有系统性和综合性,不但将天元房中养生、地元起居养生、人元饮食养生紧密结合起来,而且强调养生从日常生活入手,注重以德养生,具有很强的实用操作性,有积极的现代价值。     

《西游记》道教评点本再解读

清代先后出现过六家以金丹之道评点小说《西游记》的评点本,六家评点本有一个清晰的发展过程。指出道教内丹修炼的要旨,批驳内丹学之外的一切旁门左道,借助五行和《易经》的义理和卦象阐释金丹之道,这构成了《西游记》道教评点本的主要内容。《西游记》小说回目和文本中大量的宗教术语和诗词,是评点者以宗教眼光看待和评点《西游记》的最表层化的因素;中国文人以文证道的思维模式,是更为深入的内在原因;评点者身份的改变及其思维的进一步道教化、非文学化,是《西游记》评本道教化的内在动力;《西游记》道教评点本对内丹学的阐释也是清代道教总体衰微、而内丹学却特盛的体现。     

解读治理腐败的手段

治理手段是否合理、妥当,是决定治理腐败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治理腐败手段的本质特征,在于它充分体现了治理腐败活动的主体性和客观性、合目的性和规律性的统一。领导力量、法规与制度以及组织机构等,是构成治理腐败综合手段的三种基本手段。不同性质的基本手段之间的组合,会形成消极的、超常规的、积极的等三种不同类型的治理手段。要有效地治理腐败,必须采取积极的综合治理手段。     

唐代佛教与山水共生的寺院诗

在中国诗史上,唐代是寺院诗创作的转进与勃兴期,作品数量及题材拓展均取得极大突破。在书写模式上,相继形成藉景畅理、触境明心、纪实绘景三种类型,充分体现佛教与山水互彰的共生性,为山水诗开拓出全新境界。唐人寺院诗重写景造境,常以动静相生法状清寂之景,物态生动,意境幽玄。寺院诗在艺术表现上追求警策,字锻句炼,隽语频出,普遍形成以精切之语状绝胜之景的艺术效果。     

赠与人"撤销权"的厘定与赠与制度的基本构造

理论上对赠与人撤销权制度的认识存在着极大的分歧.赠与人的撤销权为民法撤销权体系中的特例之一,它实际上应被称为"撤回权",并具有后悔权的意义,在性质上更类似于解除权.赠与人的任意撤回权与赠与合同的诺成性攸关,是旨在弥补赠与被立法确认为诺成合同后对赠与人要求过苛的弊端而设计的救济性手段.任意撤回权的行使虽为法定,但赠与人亦应赔偿受赠人因此所遭受的信赖利益损失,且其责任基础不是一般所认为的缔约过失责任而应是违约责任.     

论行政许可中的听证制度

《行政许可法》将听证制度纳入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但关于听证的规定也存在亟待完善之处,如听证事项没有具体化,听证范围过小,依职权听证的性质难以确定等,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解雇保护问题研究——以《劳动合同法》第48条为视角

在我国,由于劳动法和公司法内容的冲突以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现有劳动法语境下身份的特殊性,导致了不同法院对于劳动合同违法解除后劳动合同继续履行与否的判决并不一致。高级管理人员并不完全具有劳动法上劳动者人格和经济上的从属性,因而其不应该获得完全的与普通劳动者相同的倾斜保护。而且,高级管理人员被解聘后,因为岗位的重要性,公司往往会迅速找人代替;由于岗位数量稀缺性和要求的专业性,高级管理人员要求恢复原岗位的要求在实践中难以满足。因此,法院在适用《劳动合同法》第48条时,不应支持被解除职务的高管的复职请求,而应采用其他救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