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赋文体辨——兼说屈作不当名赋

本文认为 ,骚、赋分别为不同的文体 ,不应混为一谈 ,屈原之作不当以赋名之。文章着重从骚、赋产生的历史状况 ,骚、赋体性之差别 ,骚、赋之流变 ,说明二者之不同 ,其中对骚、赋体性之别论述较为具体细微。文章最后对与此相关的几个问题 ,如刘勰、萧统对骚、赋的分辨 ,汉人何以称屈作为赋 ,以及骚体赋进行了简要论述。此文有助于解决对屈原之作称名混乱的状况     

论魏晋南北朝的同题共作赋

同题共作属于集体性的创作活动,赋的同题共作以魏晋南北朝为盛,这与当时文学集团的兴盛有直接关系。同一命题、相同环境下的创作,及其所固有的切磋品评的创作目的,使同题共作赋呈现出相反相成的两种倾向:一是题材范围和艺术风格上的趋同,二是同中求异的竞胜争高。这种方式的创作对于赋体文学表现领域的拓展和艺术技巧的提高都产生了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同题共作赋的文学史意义,则主要表现在促进了短赋的发展,并加快了多诗少赋的文学进程。     

勘合考释

勘合一词出现于唐代,初为校勘符契、验对、核对等义,至忽必烈时期始指一种用于校勘的纸质文书。元代勘合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符契的校勘防伪思想,并在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形成一种较为完备的制度,在元代政府的行政管理中占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明代勘合的大量使用奠定了基础。     

梁园赋家行年新考

前汉梁王刘武以好客养士知名,投其门下的羊胜、公孙诡、邹阳、严忌、枚乘、司马相如、公孙乘、路乔如等赋家,形成了蜚声赋史的“梁园”作家群。严忌约生于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卒年不详;邹阳约生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卒年不详;枚乘约生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卒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司马相如生于汉文帝刘恒后元二年(前173),卒于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公孙诡、羊胜生年不详,二人同于汉景帝刘启中元二年(前148)受命自杀。公孙乘、路乔如二人生卒不详,仅有赋作传世。以上梁园诸赋家可以考出之行迹、作品,均编年系之。     

高楚芳与其《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述论

高楚芳是宋末元初杜诗研究大家、评点大师刘辰翁的及门弟子,其编纂的《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校正精审,编次得当而成为历代刻书家争相翻刻的热点,也是历代研究杜诗的常备之书。在简要介绍高楚芳及其《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考察与目录记载,叙录现存高楚芳《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的版本情况,以期为杜诗的深入研究提供些许线索。     

族群认同感建构的社会学分析:以新疆“民考汉”为例

关于族群认同的讨论已成为社会学族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本项研究以新疆地区的一个特殊群体--"民考汉"为例,探讨影响族群性的文化特征与主观认同,并试图对影响"民考汉"族群认同的民族结构和制度安排进行客观的分析.     

英商福公司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开始逐渐重视对福公司的研究,并涌现出一大批有分量的学术研究成果。本文通过资料钩沉与梳理,将已有研究成果分别归类到资料汇集和工人运动、矿权纠纷、道清铁路、福公司与近代教育、福公司与城市建设、相关历史人物等研究专题,并分别指出了它们的长处和不足;提出了进一步发掘历史资料、拓宽研究思路、开阔学术视野,客观认识福公司对焦作近代化和城市化的贡献等问题。     

雷州推官欧阳保论考

万历《雷州府志》是时任雷州府推官欧阳保主持纂修的一部府志。这部万历《雷州府志》,是目前关于雷州半岛的雷州府和海康、遂溪、徐闻存世的最早最完整的府志,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欧阳保除了这部府志外,在雷州还做了一些很有意义的工作,如:兴办学校,审理案件,兴利除弊,修建文塔等等。研究欧阳保的实绩,可启迪我们的思考,以便推进雷州文化的研究和建设。     

愁与醉无醒--杜甫与唐代酒文化

唐代诗人大多好饮,杜甫在继承前人嗜酒狂放的传统之外,将“穷愁”引进原本高雅的酒文化,并赋予“酒”以全新的内涵,他的酒诗以“俗化”、“穷愁”为外在标志,但其精神内核却是阔大疏朗、坚韧深沉的,打破了传统酒文化在疏狂外衣掩盖下的汲汲于个人得失的狭隘,体现了文化承载者自觉的殉道精神。     

追步前贤不乏创变--论扬雄赋

扬雄对辞赋创作空间的开拓主要表现在创立了"都邑"与"逐贫"两种题材系列,其次是兆示了"纪行"赋因地怀古模式的出现;其他题材的赋,作者比肩司马相如、东方朔诸家又有所创变,故在汉赋史上赢得崇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