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圣颂——为偃师杜甫纪念馆作霍松林

中华诗国,诗人万千。伟哉杜甫,诗中圣贤。人品诗品,齐驱并驾。人品不俗,诗始高雅。诗史长河,众流所汇。诗圣杜甫,兼摄众美。一部杜诗,蕴含深广。社会百态,自然万象。一部杜诗,诗艺渊薮。流传千祀,脍炙万口。一部杜诗,爱国教程。弘扬诗教,广育精英。     

祈愿类俗赋举要(一)

俗赋除了具有铺写、用韵、虚拟等赋体特征之外,又兼有浅近、诙谐、实用等的俗文学性质。依俗赋的特质,可将其分为祈愿、诙谐、故事寓言、隐语、认知、铺叙、论辩等类。祈愿类俗赋有驱傩辞、上梁文、撒帐辞等民俗应用文。祈愿类的俗赋含有基层民众的生活愿望,表现出铺排的文学效果,兼具有民俗研究与文学欣赏的价值。     

西汉赋家的个体性生命焦虑

个体性生命焦虑是西汉赋家比较浓郁的生命意识。它较集中地体现于骚体赋和拟骚赋中。可以说,西汉赋家继承先秦时代的人文精神,并结合新时代对士人话语自由及人格自由的限制与剥夺,将屈原的楚骚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对后世文学关注生命具有深远影响。     

典范的意义——朱熹的辞赋创作

朱熹作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形成的理学派别,因把"理"或"天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理"是形而上学之"道",是宇宙的本源),在后世被人们称为"道学派"。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主要在南宋孝宗乾、淳年间,其在理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辞赋创作,无论是书院类辞赋还是世俗类辞赋,理学思想始终都是统摄其作品的主线,但其赋作并没因此陷入单纯说理的困境,相反在其辞赋中朱熹把文道关系结合得恰如其分,形成了醇厚典雅,雍容不迫,寓理于景的文风,他的辞赋作品也因此被同时代或后代人视为骚体赋作的楷模,具有了典范的意义。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严复翻译

以生态翻译学这一崭新视角对严复的翻译进行全方位的诠释与评价,得出一个综观的、与以往研究不同的认识,即严译是他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各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还指出了严译对当今社会尤其是翻译领域的重要现实意义。     

六朝《异物志》与文学

在考察六朝《异物志》之存佚的文献基础上,对《异物志》与六朝文学之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认为《异物志》的出现为六朝文学特别是咏物赋的写作提供了素材,拓宽了畛域;而六朝文学之影响于《异物志》的写作,则主要表现在使《异物志》的文学性得到加强。     

花性·仕途·国运——唐宋《牡丹赋》的“赋家之迹”与“赋家之心”

通过对唐代舒元舆的《牡丹赋》、唐代李德裕的《牡丹赋》、宋代宋祁的《上苑牡丹赋》、宋代蔡襄的《季秋牡丹赋》四篇唐宋牡丹赋作对牡丹的体物和描绘特点的分析,以及对于牡丹所承载的士大夫个人仕途、国家命运、道德与友情等意识形态内涵的叙述,认为唐宋牡丹赋作在赋家之迹和赋家之心方面均深得赋体之要。这不但显现了牡丹赋的文体意义,而且文学叙述与历史真相,政治与士大夫精神的复杂关系也可由此角度加以观照。     

《浮生六记》文化负载词英译补偿研究简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符际、跨时空的活动,其涉及的主体范围较为广泛.鉴于汉语文化负载词语在翻译过程中经常遇到无法诠释的现象,以《浮生六记》中文化负载词语及其在两个英译本中的翻译为研究对象,对文化负载词语进行分类,探索《浮生六记》中文化负载词语的英译及补偿问题.     

民国年间（1912～1949年）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内地僧人赴藏求法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自唐朝开始,经宋、元、明、清历朝不断,进入民国达到高潮。大勇法师曾在北京组建留藏学法团,其中的部分成员进藏求法,将大量的藏文佛教典籍翻译成汉文,推动并加强了藏传佛教研究,增进了汉藏僧人的相互了解和汉藏民族文化的交流。     

陈垣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北平辅仁大学

北平辅仁大学作为一所私立天主教大学,在北平沦陷之后弦歌不辍,讲诵如恒,并得以发展。学校师生与日伪周旋,抗敌不屈,延续民族文化生命,抵制日伪奴化教育,因此赢得了"抗日大本营"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