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州推官欧阳保论考

万历《雷州府志》是时任雷州府推官欧阳保主持纂修的一部府志。这部万历《雷州府志》,是目前关于雷州半岛的雷州府和海康、遂溪、徐闻存世的最早最完整的府志,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欧阳保除了这部府志外,在雷州还做了一些很有意义的工作,如:兴办学校,审理案件,兴利除弊,修建文塔等等。研究欧阳保的实绩,可启迪我们的思考,以便推进雷州文化的研究和建设。     

从辨体思想看明清诗学对韦、柳五古之接受

明清时期,受尊古思想和辨体意识的影响,韦应物、柳宗元五古的体裁意义和艺术价值在读者接受视野中得以凸显。因诗学主张及价值观的不同,此期诗家对韦、柳在五古发展史上的"正"与"变"及历史地位存在多样化的解读:或谓其变而不失正,可作为追陶及尚古的门径;或谓其乃六朝余韵,虽不足尽法,然实有妙诣。视角不一的批评和接受,一方面深入阐释了"韦柳体"的丰富内涵,另一方面也确立了韦应物、柳宗元在五言古诗及整个诗歌史上的意义和地位。     

愁与醉无醒--杜甫与唐代酒文化

唐代诗人大多好饮,杜甫在继承前人嗜酒狂放的传统之外,将“穷愁”引进原本高雅的酒文化,并赋予“酒”以全新的内涵,他的酒诗以“俗化”、“穷愁”为外在标志,但其精神内核却是阔大疏朗、坚韧深沉的,打破了传统酒文化在疏狂外衣掩盖下的汲汲于个人得失的狭隘,体现了文化承载者自觉的殉道精神。     

白居易忠州诗文与刘禹锡夔州诗文之比较

白居易与刘禹锡是中唐同年出生的两位名诗人,都曾先后贬谪巴渝分任忠、夔二州刺史。本文从六个方面比较二人巴渝时期的创作异同,并适当扩展到贬巴渝前后的诗作比较,从中可以深入探索他们虽同处逆境,而在人生态度、性格心态和胸襟气量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     

论儒家的道义型的人类中心论——从刘文英先生对儒家生态伦理观的研究说起

刘文英先生是国内最早研究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精华主要蕴涵在"参赞化育"这一命题中,并集中进行了两点阐释,其一是人类参赞化育的前提以及人类何以能够参赞化育,其二是人类以何种方式参赞化育。刘文英先生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概括为"泛仁论的生态伦理",认为儒家主张人类以道德自觉的方式来参赞天地自然万物的化育,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建立一种具有道德情感的和谐关系,并由此承担起参赞自然万物的生长发育的责任和义务。虽然刘文英先生不同意将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归结为人类中心论,但在笔者看来,人类中心论也可以有不同的类型和内涵,其所导致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论是以人类的利益为中心,只能导致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主宰,而儒家式的人类中心论,则是以人类的道义为中心,其结果是人类对自然万物承担起责任义务和付出道德关怀。刘文英先生所概括的"泛仁论的生态伦理"思想,事实上就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类中心论,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道义型"的人类中心论。     

追步前贤不乏创变--论扬雄赋

扬雄对辞赋创作空间的开拓主要表现在创立了"都邑"与"逐贫"两种题材系列,其次是兆示了"纪行"赋因地怀古模式的出现;其他题材的赋,作者比肩司马相如、东方朔诸家又有所创变,故在汉赋史上赢得崇高地位.     

嵇康论体文的论辩思想与论辩艺术

嵇康是正始时期颇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论体文是其文中最重要的文体,数量最多,成就最高。他的论体文是在明确的论辩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论辩实践,对对方谬误进行多角度批驳,而其最具原创性的论辩方式就是攻心术的运用。犀利的论辩锋芒与高超的论辩艺术相结合,形成了嵇康论体文独特的艺术魅力。     

刘庆邦:逝去的纯真年代

刘庆邦柔美小说主要有两种情感脉络,纯真的情感和温柔细腻、含蓄委婉的情感表达方式,小说中忧伤的情调和自然的境界,蕴涵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切合90年代兴起的怀旧思潮,表现了作者对抗工业文明、呼唤诗性生命的批判立场。对于生态失衡的现代社会和人的精神处境,刘庆邦的柔美小说是一缕来自田野的风,它的清新足以澡雪精神,吹散物欲膨胀的燥热,召唤久违的自然之美重新回到人类的心田。     

论《皇极经世书》对夏、商、周三代之建年代的推定

邵雍的《皇极经世书》一向被认为是"推步之书",它对中国历史的一些精到见解因此而被淹没。但是,仔细梳理分析《皇极经世书》对中国历史的记述可以发现,它把中国有纪年可考的历史定位在公元前2327年唐尧甲辰,推断夏朝之建在公元前2166年,这不仅比"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夏朝之建(前2070)提前了近百年,而且其推断都有权威翔实的文献依据,表现出尊重史实和文献的精神。     

刘勰的文学观念——兼论所谓杂文学观念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展示的文学观念 ,说明他能够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 ,来认识文学的本质和特点。他既看到文学作为人类文化中的一个部分 ,具有人类文化的普遍共性 ,即也是“道之文” ,是具有客观真理性的自然之道的体现 ,同时又和人类文化中其他部分 ,如哲学、历史、政治、伦理道德等 ,具有根本不同的特点 ,它是艺术思维的产物 ,是人的感情的形象表现 ,是以语言为工具的审美的艺术品。刘勰和六朝时许多文学批评家一样 ,清楚地看到了那种宽泛的“文”的观念是不科学的 ,他们一直在用各种方式 ,试图寻找和探讨艺术文学 ,也就是所谓纯文学的特征 ,所以 ,简单地不加分析地肯定所谓“杂文学”观念 ,甚至把它说成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特点 ,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