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演义》的成书过程小考

《隋唐演义》是说唐系列小说中的集大成之作。褚人获以“杂记之小帐簿”为写作标准,整合此前的说唐小说、唐宋笔记,广泛吸取戏曲说唱艺术、史传作品的“营养”,创作成一部一百回的《隋唐演义》。本文以作者书序为线索,试图梳理《隋唐演义》所继承的书目来源。前人的研究多集中在褚人获对此前说唐系列作品以及唐宋笔记故事的继承发展,本文在《隋唐演义》与《太平广记》等系列小说集的关系、《隋唐演义》与《逸史》的关系以及转世因缘的线索等内容上提出了新的看法。综合而言,《隋唐演义》是在褚人获吸收综合《隋唐两朝志传》、《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杨太真外传》、《梅妃传》、《太平广记》系列小说集等书的基础上整合创作而成的。     

论唐代的"义绝"制度及其法律后果

"义绝"即官府强制离婚.从唐律的规定来看,法律设立义绝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护家族内部伦常和防范亲属相犯.唐律积极介入家庭之间的暴力,禁止夫妻之间、家庭成员之间发生纠纷和暴力,违者一律予以处罚,对稳定和维护封建婚姻家庭关系和社会秩序有重大作用,对今天的整饬家庭暴力也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但是,"义绝"制度的实施在当事人自身和父母子女关系方面也产生了相应的法律后果.     

妙音极乐自然至和--成公绥《啸赋》论

《啸赋》是魏晋间著名辞赋家成公绥的代表作,是第一篇和唯一的专门描写"啸"这一特殊的音乐技艺的赋作.该赋不仅是作者对"啸"之颂美,更是作者玄庄道家思想、中和为美的音乐观的具体反映.     

贵州地区彝族英雄史诗《支嘎阿鲁王》研究

流传于贵州地区的彝族英雄史诗《支嘎阿鲁王》以长篇叙事诗体叙述和描写了天地初开后、远古大英雄支嘎阿鲁测天量地、治理天地、制定历法、射日射月、移山填水战胜强大的敌人、降妖伏魔、统一彝族地区等许多伟大业绩。史诗结构宏伟,情节曲折而神奇。内容包括远古彝族先民的文学、哲学、人类学、民族学、天文学、历算学、医药学及政治、经济、地理、美术、音乐、舞蹈、军事等非常丰富。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彝族古典文学。     

东北夷传说的再发现——由人类学发掘颛项史迹

中国上古或"传说文化"划分为四大"板块",这四大板块完全能够涵盖东西南北"四方"的主要原居民及他们的文化内涵与特质.其中北方的狄人集群,情形十分复杂,他们只有相似的文化形态和松散的文化联系,因而录求重要传说人物--颛顼的大致族属便显得十分重要.颛顼的原生地是东方偏北的东延展区,是以鸟为祖灵的东夷传说祖先神.     

论90年代"后金庸"新武侠小说文体实验

90年代的武侠小说,在武侠电子媒介和武侠文化研究的推激下,由香港的温瑞安和黄易等表现出了不同于60至80年代的新的特色.在文体意识方面,由传媒的变化和网络的发展形成了武侠文体的"后现代化",主要表现为武侠小说的文体扩张与文体渗透.武侠小说在90年代的成就,总体来说虽有不足,但新一代武侠作家(包括武侠多媒体艺术的创作者)已经具备了某种思想探索与文体实验的先锋性,这将是雅俗整合中新的文体格局形成的契机.20世纪初武侠小说文体发展中出现过的颠覆、沉寂、创新的过程,又将在新的世纪重现.     

“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广告印刷铜版设计特征及文化意蕴探究

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的发展,宋代出现了铜版印刷,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广告印刷铜版便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早印刷广告实物。针铺广告印刷铜版采用白兔捣药图形,文案翔实而简明,整个版面图文并茂。同时,针铺广告印刷铜版还蕴含着嫦娥奔月的神话传说和铁杵磨针的寓言故事,折射出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     

凉山彝族火把节整体性保护面临的困境与思考

彝族火把节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和中国十大民俗节庆之一,蕴含着彝族人民的农耕文化记忆和族群认同 标识,具有十分突出的传承保护价值和开发利用价值。然而受到“现代化”浪潮的冲进,凉山彝族火把节传承社区和文化空间 的存续状况令人堪忧。对凉山彝族火把节保护的现状进行梳理,对彝族火把节传承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提出新时期彝族火 把节整体性保护的路径与措施。     

《山海经》与禹、益神话

《山海经》自古托为夏代之王禹及其臣下益所作。本文依据《尚书》中“禹平水土、主名山川”之说,结合《山海经》全书鲜明的命名类物倾向,考索禹、益神话中言灵信仰和法术思维的诸种表现,在治水行为之外归结出巫术性符号行为的重要母题,从而说明作为“巫书”的《山海经》和作为“巫师王”的禹相互依托联类的神话思维背景,并兼论巫咒、禹步等问题。     

论夏末早商的商夷联盟

夏王朝晚期 ,夏与商族、东夷等东方诸部族关系恶化 ,导致商族与东夷诸部族被迫联合反夏。为了促成和加强商族与东夷的联合 ,商汤采取一系列措施 ,其中包括与东夷联姻、施与恩惠等。从文献材料推知 ,夏代末年商夷联盟已经形成。商族与东夷诸部族曾多次举行会盟活动 ,其中以“景毫之会”和“泰卷之会”最为重要。参加商夷联盟的东夷“诸侯”当较多 ,主要有有施、有仍、有缗、有莘、薛、卞等 ,其中来自有莘、薛的伊尹、仲虺在联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商夷联盟的主要活动包括离间夏王朝、消灭与商夷联盟为敌的夏方国、伐桀灭夏等。商代早期 ,商、夷关系仍然融洽 ,商夷联盟得以延续。仲丁之后 ,商、夷之间军事冲突不断 ,商夷联盟终结。考古材料为夏末早商存在商夷联盟的立论提供了佐证。豫东、郑州、偃师等地发掘表明 ,属于商族的下七垣文化与属于东夷的岳石文化 ,在夏末商初有共存和文化混合现象 ,说明此阶段商、夷关系融洽。商代早期 ,在商人国势强大的前提下 ,商文化范围存在着北、西、南扩展而惟独东方收缩或滞展的现象 ,这正是商、夷之间延续同盟关系的具体反映。但至白家庄期 ,商文化却东向大扩展 ,整个鲁西地区皆纳入商文化之分布范围 ,这种文化上的取代应与商、夷关系恶化及商夷联盟终结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