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风险社会语境下司法的风险预防功能

当下我国司法承载着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随着以风险社会为代表的现代性危机的到来,司法究竟如何应对已是无法绕开的话题。我国司法以平息纠纷为现实导向,以追求正义为价值目标,但是这二者都缺乏对全社会层面风险因素的考量。而司法所具备的程序正义和判决说理等特征使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风险治理功能,也有道德上的合法性。基于此,我们要充分发挥司法环节的风险治理功能,未来应当在运用司法政策提高法官风险预防意识,厘清法院和风险规制机关的关系,充分激励风险诉讼等方面做出改变。     

“法治中国”进程中的城镇化运动

法治化进程与城镇化运动在彰显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问题上,具有同构性和互动性意义。法治中国语境下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三个维度,分别与城镇化运动之间形成了相互作用关系。城镇化运动一经与中国特色的法治精神相结合,必将给新城镇(市)人的个体生活和公共生活带来公平、公正、民主、和谐等现代性文明因素,从而有助于国家和政府对城镇化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和治理能力的提高。     

基于政企关系的人工智能时代公共治理难题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让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纵向上体现为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关系,横向上体现为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关系。且这种网状关系与公共领域中新出现的三类问题,即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不成熟造成的问题、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冲击了传统的社会形态而使传统社会向新时代过渡的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问题、由于人工智能的不当利用产生的问题相互影响。     

社会性突发事件升级的诱因及其治理路径

社会性突发事件升级对我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极大地冲击着社会秩序。其升级的诱因主要与事件中个体或群体的生理心理应激反应、获得的社会支持和治理主体的迟钝行为有关。要科学合理有效地防治社会性突发事件的升级扩散,必须加强对事件中个体或群体的心理疏导,提高地方政府和执法机关的管治能力,建立公众参与的有效治理机制,从而形成社会协同治理的格局。     

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体回归与方法论创新

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治理研究陷入了本土化与主体性双重困境,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的深度转型,农村研究方法的缺陷以及大规模村庄研究的局限,要求中国农村研究回归深度的村庄研究,尊重农民主体性。在回归村庄研究的方法论上,文章认为要突破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等研究视角的局限,把市场化这一变量纳入分析视野中。村庄主位、农民主体、市场化过程同国家宏观治理体系的互动逻辑,应该构成后中国农村治理研究时代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