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表“给予”义的相关句式解析

汉语中表“给予”义的相关旬式是汉语研究的热点问题。贝罗贝（1986）认为S1：“动1＋动2＋间十直”的产生早于S2：“动1＋直＋动2＋间”,本文通过对《史记》中“遗”、“与”和“予”的考察证明S2式早于S1式产生,贝罗贝先生对S1、S2式产生动因的阐释也有待商榷。我们认为：虽同为S1式,“动1＋遗＋间＋直”的产生更多体现出类推的作用,而“动1＋与／予＋间＋直”的产生则是省略和类推共同作用的结果;出现这种差别的根源在于“遗”所表达的“给予”义不如“与”和“予”纯粹,这也是S1、S2式的动2最终统一为“与”的原因。     

浅析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佛学思想

金庸武侠小说成功地将俗文化与雅文化结合起来,被称为文化武侠小说。其中佛教元素是金庸小说的一大特色。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佛学思想,体现出作者从佛家的悲天悯人精神出发解读人性,以人道主义的关怀诠释侠武的艺术创作手法。     

义和团运动时期慈禧的思想与对外政策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大门被西方侵略者轰开,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面对这一现实,中国各阶层奋起反抗,统治阶级也不甘心自己地位的动摇和削弱,在他们当中普遍弥漫着仇洋情绪,其中以慈禧最具代表性,随着与列强矛盾的激化,慈禧仇洋的思想逐渐付诸行动。与此同时,国内各阶层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尖锐,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慈禧纵横捭阖,玩弄权术,对各派势力或利用或打击,以维持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同时也影响了她的对外政策。     

略述《周礼》的成书时代与真伪

《周礼》一书的成书时代与真伪问题 ,是自汉代以来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经过近现代学者的研究 ,《周礼》为周公所作说和刘歆伪造说 ,已经大体上没有人相信了 ,但还有作于西周、作于春秋、作于战国、作于周秦之际、作于西汉等不同的说法。本文对以上诸说略作综述 ,认为作于战国说较为允当 ,并认为《周礼》原本是未完成的著作。汉人补入《周礼》的《考工记》,亦成书于战国时代     

《大雅·生民》后稷弃因旁证

后稷生而见弃,实因“初生如羊赤而毛”之奇表异相。（一）由“先生如达”之比喻想而见：“达”乃“■”字之借,“■”训“羊子”。（二）由“弃”字之造字本意求而知：“弃”之字,意为抛弃体貌道理违常之初生儿。（三）“子”“兹”音义相通,故诗言“居然生子（兹）”,既表惊疑与惊异之情,亦“含奇表异相在内”。（四）后稷与宋平公夫人皆因生而见弃其名曰“弃”,由古人命子之法,推知后稷之弃,必因“初生如羊赤而毛”之异相。     

论梁章钜"浪迹三谈"中的山水笔记

清代学者梁章钜晚年创作了<浪迹丛谈>、<浪迹续谈>、<浪迹三谈>笔记,其中的山水笔记内容注重实证考据,风格古朴平实,与张岱的山水小品呈现出不同的美学风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由此可见乾嘉学风对梁氏的影响.     

《荆楚岁时记》作者、注者与版本源流考述

《荆楚岁时记》作为一部重要的民俗典籍 ,它的作者与注者都有相当的知识储备与文化条件。作者、注者对公元 6世纪南北民俗的记述 ,为我们保存了当时中国岁时民俗的真实面貌。本书自南朝著作完成之后 ,流传于隋、唐、宋时代 ,元初已经亡佚。明人重新辑佚成书 ,清代有多种刻本传世。     

从《梁四公记》看唐前期小说创作的自觉意识——兼论小说主题、创作背景及创作动机

初盛唐时代军事政治形势的演变以及作者张说个人的思想情感与人生经历都在《梁四公记》这篇小说中留下了清晰的投影。在题材及创作手法方面 ,《梁四公记》是一篇熔铸史实与传说、现实与幻想于一炉的典型的小说文本 ,体现了唐代前期作家有意为小说的明确意识。我们可以通过素材的溯源、排比来分析作者的具体创作手法 ,从而把握这些手法之中所隐藏的自觉的技巧意识与作者的小说观念。     

《宋大诏令集》的价值及整理

《宋大诏令集》是北宋八朝(太祖至徽宗)的诏令汇编,内容涉及了这一时期的重大史事和典章制度,具有资料的原始性和完整性、内容的多样性等特征。本文通过《宋大诏令集》对《宋史》、《宋会要》、《长编》等史籍的误载、漏书的补正,阐述了《宋大诏令集》的史料价值,从辨伪、存佚、文献校勘三个方面阐述了它的文献价值,并对《宋大诏令集》的进一步整理,提出了初步的设想。     

试论阮籍和陶渊明诗歌的玄学精神

阮籍和陶渊明是魏晋时期前后相映生辉的两位大诗人 ,在他们所创造的风格各异的诗歌中体现出他们与玄学的内在联系。阮籍是一位崇任自然的玄学家 ,陶渊明深受玄学“独化”论的影响 ;玄学性情说使文学进入了一个抒情化、个性化的时代 ,阮、陶在诗歌创作中明显地表现出对性情说的追求和发挥 ;受玄学“言意之辨”的影响 ,阮、陶诗歌创作拓展了艺术表现的深度和广度 ;阮诗耻于言酒 ,陶诗津津乐道 ;阮陶代表了玄学发展的基本趋向 :从消极悲观到陶然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