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朱与述王：季本解经的两重进路及其思想意义——以《大学私存》为例

明代中后期,王学内部讲学之风盛行,但阳明后学季本却不喜讲学,以重读书、擅解经著称,呈现出异于王门诸子的特质。其所著《大学私存》,既对朱子“格物”“新民”等思想展开批判,又借由对《大学》的新诠,为阳明的“格物”解确立经典依据,透显出从“批朱”与“述王”两重进路解经的鲜明特色。此对王学而言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一方面,继承阳明展开对朱子的批判,通过辨朱学之“非”明王学之“是”,在讲学之外拓展了宣扬王学的形式,推动了阳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绾合经学文本与义理而为一,弥合阳明“以心解经”之不足,纠正了过分依赖讲学、轻视经典所导致的空疏之弊。     

温柔的叛逆--《花间集》艳风新论

《花间集》体现了对中国古代正统文学审美情趣的悖离和叛逆。正统的诗文审美情趣主要来自两方面 :儒家的现实情志和释道的超然理趣。而从《花间集》的爱情表现、《花间集叙》的词学观和后人的词学批评来看 ,《花间集》集中表现爱情相思正是对正统文学审美情趣的叛逆。     

"体变曹王"--试论陆机的文体创新

被钟嵘称为"太康之英"的陆机,之所以能取得西晋太康文坛的霸主地位,是与他在创作实践中对各类文体进行大胆的探索与创新分不开的.陆机在文体方面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奠定连珠体的基本体式;二、确立骈文的基本格局;三、颂体的创新;四、挽歌的变体;五、赋体中的创新.     

海南纺织史若干问题的探讨

海南纺织业历史悠久、遐迩闻名,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为中国棉纺织业和世界手工技艺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黎族没有文字,历史文献记述又过于简约,留下许多疑难问题,如:“穿胸民”、“广幅布”、“吉贝”、“琼布”,等等.论题通过对海南纺织史若干问题的考证分析,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     

邓小平对“以数为纪”思维方式的继承和发展

"以数为纪"是用数字分别语句,然后再用数字将分别的语句概括起来。邓小平经常运用"以数为纪"的思维方式,"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其典型代表。"以数为纪"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在商周时期就已经产生。邓小平"以数为纪"的思维方式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     

高启的心态变化与诗学思想变迁

高启一生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出仕张吴时期、明初为官时期、退隐时期。出仕张吴时期,高启的心态以闲适为主,其诗歌创作带有明显的山林气息。明初为官时期,高启的心态以畏祸为主,他一方面向文坛的主旋律靠拢,写作了不少台阁之作,另一方面又用大量私人化作品表达自己的压抑与哀怨。退隐以后,高启的心态以颓废为主,既无法写出较好的台阁作品,也无法像元末那样写出较好的山林之作,最终导致了山林与台阁的双重失落。     

金圣叹的人生哲学与他对《西厢记》的评点

金圣叹评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是用所谓"消遣法"评点古书"当赠后人",达到以批评鉴赏命世、垂名不朽的目的。他把《西厢记》视为"天地妙文",既充分肯定了《西厢记》的伟大文学价值,也揭示了《西厢记》所反映的人物和事件,是源于人类社会生活本来就存在的"天地自然"。他推重才子、佳人之间所发生的"必至之情",是对封建礼教的公然叛逆。此外,他对艺术虚构、人物塑造、捕捉灵感等问题的论述,都接触到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有益于艺术创造。     

论阮籍前后期美学思想的转向——以其音乐美学思想为例

阮籍的美学思想由前期充满儒家经学实用的美学思想蜕变为后期庄学色彩浓厚的逍遥美学思想。它的蜕变与玄学思潮的影响以及魏晋朝代交替的残酷斗争息息相关。后期的逍遥美学思想是阮籍引庄入儒、引庄释儒,将乐的审美价值归结到实现个体心灵的自由,以庄子逍遥逸放的自由精神铸就魏晋风度的人格理想,从而为中国逍遥音乐美学抹上了浓重的一笔。     

《阅微草堂笔记》中的长随形象

长随是清代一个特殊的群体,一方面,他们社会地位低下,长期遭人唾弃;但另一方面却有众多的人群想方设法挤入这一群体。《阅微草堂笔记》中有多则笔记跟长随有关,从中可看出纪昀对长随是怎样的态度,以及长随在清代的生存状况。     

《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异类婚恋作品

异类婚恋指人和禽兽神鬼之间的婚恋,从题材上可以分为人神婚恋、人鬼婚恋、人妖婚恋三类,从主题上可以分为艳遇类和惩戒类两类。《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异类婚恋故事大部分是人妖婚恋题材,主题绝大部分是惩戒类。因为《聊斋志异》中的异类婚恋故事绝大部分是艳遇类,纪昀对此深感不满,所以创作《阅微草堂笔记》以反其道而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