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闶《春秋集注》正误七则

高闶博通经史,尤精于《春秋》,所撰《春秋集注》为学者所推重。然于众多注疏本一样,《春秋集注》也存在着一些征引失当、考论不精之处。但瑕不掩瑜,在宋代诸经解中,《春秋集注》仍以其独到的见解,在经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曹著高续《红楼梦》的铁证——贾雨村续娶娇杏时的初仕背景异叙引发的思考

曹雪芹著高鹗续《红楼梦》是新红学派的一大功绩,近年多遭异议。贾雨村初仕时续娶娇杏事件叙述的前后不一为书中自证。他首次被革职前经历的两种说法均不合曹雪芹原意。其实情是:贾雨村中进士后先当一任知县而后擢升知府,赴任途中巧遇娇杏续娶为妾,不到一年被革职于知府任上,前后任官凡5年。高鹗续写雨村作知县时便娶娇杏是错断。历代步其后尘者甚众,以讹传讹,积重难返。此宗牵涉到贾府及诸多人物、事件的发展空间无法链接,甚至被误解为曹雪芹未及审改的舛错或败笔,由此可知高鹗暨后学辈与曹雪芹之间的巨大思想与艺术差距。这种前后不榫合恰恰铸成了曹雪芹著高鹗续《红楼梦》难以销匿的铁证。     

高攀龙的佛教观--兼及高攀龙思想的儒学本色

高攀龙对于佛教的观点有佛教所言"性"所言"善"都不具有"天理"之内容;无论是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时限,还是从讨论问题的内容看,佛教与儒学都不是一家;佛教有蔑视礼教、没有情义、自私等缺点.本文的评论是唯一的儒学坐标、片面的否定态度及对儒学基本主张的持守,凸显出其思想的儒学特色;而对佛教的认知与评价不乏误读之处.     

时代精神与个性心理--高晓声农村小说艺术浅论

高晓声作品的突出特征是结合作者自身的命运遭际,将时代精神、社会变迁、民族文化与农民个性心理完美结合,形成一种高度浓缩的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真实和美学上的浑然大气,再现出中国农民在时代变革中的艰难历程和心态轨迹.同时他的小说在"系列化写作"、用白描手法塑造人物以及对幽默语言风格的追求等方面,都开了八十年代文学创作的先河,达到了新的高度,对后来的小说创作形成了深远的影响.     

凡高:由“疯子”到“天才”--艺术在接受过程中的嬗变

后印象主义画家凡高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倍受推崇.他被尊为西方现代艺术的先驱,演绎了从"疯子"到"天才"的神话.这神话的本质正是艺术在接受过程中发生了性质嬗变,它是由西方艺术史自身逻辑的演进、美术市场中接受者与创作者之间关系的变化、艺术家本人的艺术思想在不同时代接受者定位差异等方面的原因而产生的.     

从《史记＆#183;李斯列传》看法家在秦的接受

先秦法家思想是战国时期秦国和统一后的秦王朝的主导政治思想,但是关于法家思想在秦国及秦王朝的具体实践和影响的文献并不是很多.《史记＆#183;李斯列传》正弥补了这一缺憾.文章通过《史记＆#183;李斯列传》分析李斯、赵高、秦二世对法家思想的接受,进而探讨法家思想在秦国和秦王朝的政治运作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枯槁之士宿名”辩

在《庄子·杂篇·徐无鬼》中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即“枯槁之士宿名”,这句话在初读时很容易被略过,但细细想来,此句之意又颇值得玩味。在历代《庄子》注本中,对这一句话的解释并不很完备,而尤其对“枯槁之士”四字竞无详细注解。而在陈鼓应先生的《庄子今注今译》中却直接解释成了“山林隐士留意声名”…,这样一来,本来作为一对相悖概念的隐士和声名就发生了关系,让人摸不着头脑。在通过对《庄子》书中涉及的“枯槁”“隐士”和“名声”这三个概念进行考察后,发现陈鼓应先生的这一解释并不恰当,并且在文章最后给出了一个旁证,进而确定出“枯槁之士”的真正含义是可与贾谊所言的“烈士徇名”互训的。     

论高珩的诗学观与诗歌创作

高珩是明末清初山左诗坛的一位重要诗人,他对诗歌功能的认识有较强的功利性,认为诗歌娱心。高珩对明七子和晚明以来的诗坛论争进行了思考,提倡自然“元音”。他的《栖云阁诗》取法白居易,随性自适又受到佛老思想的影响,歌行创作反映明清易代的巨变,有以诗存史的意义。     

辽、金时期渤海遗民高氏家族考述

渤海高氏家族是渤海国右姓高氏的后裔,渤海国灭亡后,该家族便进入辽统治区,以高模翰家族为代表的渤海高氏家族就此兴起,及至金代,高氏家族分为辽阳高氏、辰州高氏与澄州高氏三大地区。在每一地区中出现了不同的家族和杰出代表,随着金朝的灭亡,渤海高氏家族后裔又进入元朝统治区,为元朝的统治服务。     

高旭与吉田松阴

与同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样,高旭对日本幕末时期志士吉田松阴非常推崇,称之为＂先觉＂,思想上也受其较深影响,这与当时中国的时局、中国知识阶层的吉田松阴热以及中国人当时的日本观密切相关。除了受改良派影响外,德富苏峰对吉田松阴的评价、尤其是把他与玛志尼相比较,也对高旭及其同时代的人认识吉田松阴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