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知识产权运营与农业产业化

地理标志本质上属于经济学中的集体产品,是影响一个地区农产品价值的公共品牌。伴随着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各地区农产品的公共品牌建设重要性日益凸现,公共品牌的建设,能够提高当地农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而我国正在兴起的农产品协会的职能就是对集体知识产权进行运营,采取措施来提高地方地理标志的知名度和含金量。     

GI 农产品加工企业质量标准采纳演化研究——基于集体声誉视角的分析

针对近年来GI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频发的现状,文章在界定GI农产品加工企业为质量控制关键环节的基础上,从集体声誉视角出发,采用演化博弈模型对GI农产品加工企业的质量标准采纳行为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加工企业质量标准采纳的因素为企业资源投入量、标准化的溢出系数、企业群规模总量、搭便车行为的发现概率以及对搭便车者实施惩罚的成拳等。通过模型参数分析,提出控制企业群规模、严格使用权审核制度等政策建议与启示。     

地理标志法律保护的局限及其经济解释

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将地理标志的保护纳入到商标法的保护框架之下,这一模式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地理标志固有特性与商标法普遍原则存在冲突,导致在实践中其难以获得等同于普通注册商标的保护水平,降低自身溢价,导致公地悲剧。从法经济学的角度解释前述冲突导致的租值消散现象及过程,并结合某些有效的地理标志保护制度安排或实践经验,可以从全新的视角研究地理标志权利困局的经济原理。根据问题成因的微观经济分析,解决思路应着眼于两个方面:明晰权利边界,加强保护力度;地方产业集群内部应探索发展有效的组织协同机制。     

“河湟”地理概念变迁考

＂河湟＂这一地理概念,大致经历了汉代构建时期、唐代扩展时期和宋代以后复原时期三个阶段。汉代,随着中原王朝疆土西拓,＂河湟＂表述得以构建,但早期＂河湟＂内涵并不清晰;唐代,由于＂河湟＂地区本身战略地位的变化,＂河湟＂这一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其内涵更加的抽象化,指代的地域范围也更加的泛化和模糊;宋代以后,随着＂河湟＂边防地位的下降,其内涵也趋于向本体回归,最终成为今青海、甘肃两省黄河与湟水交汇区域的普遍代称。     

中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的产业现状及对策——以农业部登记的地理标志为例

通过对农业部登记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进行研究。分析了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的背景及演进过程;整体把握了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的状况;揭示出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的发展特点;指出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中取得的成就与不足;提出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发展对策。     

地理约束、合作与劳动力知识分配空间偏好

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知识资源的空间再分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在当前地理条件的约束下,对运输成本的改善将如何影响不同区位间技能劳动力跨空间知识合作行为,以及其在不同区位合作对象间进行知识分配的空间偏好及其倾向与策略变化,却鲜有研究。为此,本文首先构建了 一个纳入不同地理约束条件、运输成本变化以及基于异质性劳动力知识合作的区位选择模型;其中,城市间交通网络设施的改善降低了技能劳动力面对面交流的时间成本,提高了知识合作的匹配质量,从而促进了更远距离的知识合作及其绩效,同时伴随着知识配置从区域内部向外部的转变。另外,一个城市知识资源配置的空间偏好会随着该城市所达可交流市场量的增加而先递减再递增,并呈现知识资源集中分配趋势。进一步,本文利用2006-2015年的我国论文合作数据,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法,估计了由高铁线路连通带来的劳动力运输成本的降低对知识资源空间配置行为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与理论模型相一致。     

中国分代家庭户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家庭户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家庭户代际结构的分布则能从直观上认识家庭户结构。本文基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分代家庭户数据及相关资料,以空间自相关分析为基础,对五普数据中的分代家庭户比例分布进行了初步分析。发现其空间分布特征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性。为了进一步研究这种空间分布,采用GIS方法得到分代家庭户比分布图,分析发现：二代户仍然是中国家庭户的主要模式;不同地区分代家庭户的分布呈现明显的差异,北方地区的二代户比例最高;三代户与四代以上户分布特征相似,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分代家雇户的分布与绎济发展水平、宗教信仰和民族风俗密切相关．     

农业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侵权诉讼的司法考察

证明商标作为重要的知识产权,在保护农业地理标志方面发挥着独特且重要的作用。农业地理标志一经证明商标保护就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带动了农业产业化的高质量发展。但是,随之而来的假冒仿冒农业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侵权行为也同时盛行,司法中维权诉讼显得步履维艰,尤其是提起诉讼主体单一、侵权行为认定标准不一、损害赔偿存在不足等问题十分突出。保护好农业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司法保护至关重要。扩宽起诉主体范围、引入公益诉讼、统一侵权行为判定标准、规范损害赔偿方式、提高赔偿数额等策略,可以完善农业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司法保护。     

国际贸易中的地理标志及其法律保护

地理标志是受到当今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一项重要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实践中,地理标志的恰当使用和有效保护,日益成为一国保护民族产业、抢占国际市场的重要手段,对于主要依赖本国传统特色产品出口创汇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保护好本国的地理标志显得尤为重要。我国目前对地理标志权的理论研究不足,法律规定不完善,实际使用中更是混乱,亟待解决。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terroir, and socioeconomic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The case of tequila

In this paper, we use the case of tequila to examine the potential for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GIs) to contribute to socio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GIs are place-based names (e.g., Champagne, Roquefort) that convey the geographical origin, as well as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ident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GI for tequila was established by the Mexican government in 1974, making it the oldest GI, and one of the best-recognized, outside of Europe. Here, we examine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impacts that the agave–tequila industry has had on one community in tequila's region of origin, the town of Amatitán. We show that persistent cycles of surplus and shortage of agave and changing production relations in the agave–tequila industry have led to: (1) economic insecurity among farm households; (2) increased use of chemical inputs, at the expense of more labor-intensive cultivation practices; and (3) overall declines in fertilizer application, especially during periods in which there is a surplus of agave. We argue that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agave–tequila industry on the local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are due to the failure of the GI for tequila to value the ways in which the terroir of tequila's region of origin have contributed to its specific properties. We conclude by using this case to discuss more gener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tection of place-based products (known collectively as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nd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