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二重奏——人本主义视阈下的《格萨尔》史诗

英雄史诗首先是关于“人”的文学作品,即使其中不乏神的故事,但“人”事已经成为主流,探讨英雄史诗的人本主义对于“人学”研究及东西方著名史诗的国际对话具有重要价值。《格萨尔》史诗产生并发展于丰厚的藏文化之中,藏文化既包含理性的宗教文化也包含追求“人性”的民间世俗文化,两者共同孕育了《格萨尔》史诗两种人本主义——理性的宗教人本主义与追求“人性”、张扬个性的世俗人本主义。和谐共存是史诗中人本主义二重奏的主要表征。     

《格萨尔》与印度两大史诗的言语模式比较

在视角模式上,<格萨尔>史诗中的全知视角模式和内视角模式交替使用,内视角模式占主导地位;在<罗摩衍那>中,全知视角模式和内视角模式虽交替使用,但彼此交融,没有明显的诗节区分;在<摩诃婆罗多>中,史诗一方面表现出以具体形象呈现的全知视角模式特征,另一方面,其整个故事的进程又是由内视角模式来推动的.在韵律模式上,<格萨尔>史诗大都合辙押韵,听来朗朗上口,音调婉转;印度两大史诗则较多地强调了律的一面,而忽略了韵的一面.在言语结构模式上,<格萨尔>史诗的韵文部分较突出地表现出了程式化特征,而印度两大史诗的程式化特征则不十分明显.在<摩诃婆罗多>中,大量出现的敬语,反映了印度史诗言辞委婉的柔情特质.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的四川格萨尔说唱艺人阿尼近况调查

针对10年前的田野调查,本次回访重点调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人的格萨尔说唱艺人阿尼,在日常生活、文化观念、说唱情况、当地格萨尔史诗的氛围和影响力等方面.调查显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让阿尼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对外宣传和文化展演中.较之十年前,阿尼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力并没有显著提高,格萨尔史诗的生存和传承空间也没有明显改善.调查发现,阿尼在当地传承格萨尔史诗的主要方式是在政府安排下,以学校教育为依托进行的,同时他与人合作,将部分史诗内容刻版存放于德格印经院.基于地方政府的扶持、保护地方文化政策和当地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两种传承方式,既是格萨尔史诗传承中的重要问题,也涉及到如何评价吟诵艺人的地位和作用.调查认为,格萨尔史诗说唱依然要面对从口传身授到学校培养,从日常生活方式到保护对象的老问题,同时还要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的新问题:谁的遗产,如何保护和传承.     

从史诗《格萨尔》看古代藏族部落的议事会

议事会是藏族各级部落的权力机关,史诗《格萨尔》是藏族史前部落社会的活化石,以其为佐证,探究古代藏族部落议事会的组织形式、内容、特点等,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藏族部落的政治组织及议事制度。     

时代呼唤,使命担当——史诗《格萨尔》科恩曼英译本的语境阐释与翻译倾向

在《格萨尔》的百年英译历程中,译本大都以节译、编译、创译的形式出现,科恩曼英译本独辟蹊径,采用藏英对照、以诗译诗的传统翻译方式,诗意地展现了《格萨尔》史诗的原本面貌,这是在时代呼唤之下出现的忠实于原作内容风格、展现原作精神的全译本。挖掘科恩曼英译本的结构与内容、风格与特色,分析译者的文化语境处理和翻译倾向,对于我们结合当下民族志的深厚翻译理论、表演理论,打造《格萨尔》史诗英译的理想范本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提供理论范式。     

《格萨尔》中授记神贡曼杰姆与西王母--藏汉民俗文化交流研究之一

在深入探讨贡曼杰姆和西王母的身世及其文化背景后,可以得知,贡曼杰姆和西王母是古时居住在我国西部的同一历史人物,是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中不同形象的再现。从藏汉民间普遍信奉西王母这位女神的习俗中,可以窥见藏汉民族民俗文化交流历史之悠久。     

试析《格萨尔》中的茶文化

在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茶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 ,茶的熬煮方式非常生动、具体 ;茶礼丰富多彩 ,饶有特色 ;茶具样样齐全 ,无所不有 ;茶的名称繁多 ,品种各异。《格萨尔》中的茶文化不仅丰富了藏族茶文化 ,而且也丰富了中国茶文化     

从唱词看《格萨尔》史诗的民族性

《格萨尔》史诗是藏民族奉献给人类文化艺术宝库的重要财富。随着藏族文化的发展、演变,史诗自产生之初就受到了多元文化的影响,因此史诗的民族性特征也是多元文化共同作用下的文化糅合体。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史诗的核心———唱词部分。从史诗唱词部分的内容、语词、文体等三个方面探讨《格萨尔》史诗的民族性特征,对于进一步论证史诗的民族属性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史诗与民族学研究

《格萨尔》史诗所提供的民族史料极为丰富。文章从民族学的角度对《格萨尔》所反映的婚俗和氏族部落构成及其发展做了分析。     

追踪蒙古文文献中的“格斯尔”

我们对蒙古文文献中的"格斯尔"进行了追踪研究,结论是:1.在早期蒙古文献中没有记载"格斯尔"这个称谓。2.在蒙古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格斯尔"不早于17世纪后半叶,时而指国家时而指人,暗示着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这样的国家和历史人物,但是,与史诗主人公格斯尔没有任何直接关联。3.自18世纪初木刻本"格斯尔"问世以后,真正意义上的史诗内容才逐渐流传到蒙古地区,慢慢扩大了它的影响。4.学术界长期谈论的"格斯尔",特别是加上"岭"、"冲木"、"朱古"之类冠词才能够加以辨别地域、民族、语言的这个名称,最早应该是个舶来符号,它的文化流向无疑与佛教文化传播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