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平江工农运动述评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平江工农运动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发展再到高潮,最后转入低谷的过程。平江的工农运动兴起早,而且建立了湘鄂赣第一支农民革命武装,但是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发展不平衡。平江工农运动对湖南乃至中国的革命斗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而且锻炼了工农革命队伍,为第二次革命高潮的到来准备了力量。当然,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在革命高潮时表现出严重的盲动主义错误。     

英国医疗保障制度变迁及其启示

现代意义上的医疗保障是工业社会转型的产物.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一种,医疗保障是由国家为全体社会成员的疾病医疗、健康关怀提供必要的保障,使国民能够积极应对疾病风险,防止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因此,它在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中始终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从《大学》“格物”、“致知”的阐释看泰州学派的演进——以王艮、罗汝芳、李贽为例

儒家经典《大学》本为《小戴礼记》中的第42篇,是倡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本的先秦儒家典籍。自从朱熹《大学》改本的出现和定型,此后数百年间,人们阅读《大学》时,一直受其影响。明代王学的发展是伴随着《大学》的不断解读而逻辑不断缜密的过程,也是对《大学》核心概念诠释不断变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过程。泰州学派的发展尤具有代表性,从王艮的“淮南格物”之说发展到李贽的“童心”说,既是对阳明先天预设之“良知”的不断消化的过程,也是对“良知”系统不断重建的必然;把“良知”先天预设还原到后天实践的演进,既是消融和降低“良知”动态性的过程,也标志着阳明心学的终结。     

改革开放以来“土地革命”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土地革命"的研究涉及土地革命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党在各个时期土地政策的演变、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的可能性问题及相关人物与"土地革命"的关系等领域。研究者根据档案资料对革命前土地占有状况、租佃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重新探讨了土地革命的合法性前提,并根据前苏联解体后的解密资料对"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转变的问题提出了不同见解。研究者运用新的研究范式和多学科综合交叉的研究方法对土地革命重新解读,拓展了研究视野,但在原始档案资料的整合利用上还需进一步加强,并应着重这一领域的微观运作机制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对“三农”问题的探索

近代中国作为一个封建农业国家,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三农"问题自共产党建党以来一直都是受到高度重视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土地革命时期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革命的尝试,这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为党日后政权的建立和稳定以及革命事业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我们今天解决"三农"问题也有深刻的启示。     

德国魏玛时代失业问题探析

魏玛时期的失业问题伴随当时德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个阶段是战后的初期阶段,魏玛德国的失业问题开始凸显,在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下,失业规模在1923年底迅速扩大。第二个阶段是相对稳定时期,随着德国经济持续的发展,失业问题开始得到缓解。但20年代中期的"合理化运动"又导致德国出现了结构性失业和技术性失业,这两种长期性失业类型使德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第三阶段是大萧条时期,经济大危机重创了魏玛德国的社会经济,再加上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误和劳动人口结构的改变,严重失业问题直到共和国的崩溃也未能解决。     

《远大前程》语言特色分析

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长篇小说《远大前程》是他所有作品中无论从语言上还是结构上都堪称是最完美之作品,体现出他复杂多变的艺术风格。他的小说运用一系列的艺术修辞手法,如比喻、夸张、长短句并用、人物的本色语言、重复与对偶等等,刻画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给读者带来了美的享受和深刻的启迪。     

毛泽东在文化问题上的认识偏差与“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晚年在文化问题上的认识偏差是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这种偏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混淆了文化领域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文化争论中普遍运用无限上纲的方法以及对文化战线的总体认识存在明显偏差。深刻把握毛泽东晚年在文化问题上的认识偏差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相互关系,对于全面把握毛泽东思想,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彭慕兰“大分流”对经济史学界提出的警示

彭慕兰"大分流"是"加州学派"的代表性观点,但其基本观点实际上是从诺思假说"真正产业革命出现在19世纪后半叶"派生出来的。"‘大分流’方法论"应当考虑,英格兰本身有调整政策的可能性,毕竟这个原始工业化区域是以一个国家而存在,但中国江南本身没有调整政策的可能性,这个原始工业化区域不过是中央集权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区。"大分流"的研究意味着首先要切入生态经济学,进而围绕经济增长来做文章,这导致"大分流"始终只盯住生态制约。技术变迁的基本要素是物力或人力,制度变迁的基本要素是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观察彭慕兰"大分流"明显缺乏对原始工业化的制度变迁背景作出必要分析。"大分流"的技术变迁起因又涉及立宪共和与君主专制的政体差异,旨在维护专制政体的科举制度不可能以知识存量带来技术创新,在专制下官本位抑制了能够引起社会经济变革的重大技术进步。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纠正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努力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为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作了艰辛努力。他走在纠左前列,提出不少纠"左"思想和措施。他围绕农村工作中一系列重要问题,深入调查研究、从郑州会议起开始纠"左",继而写了六篇《党内通信》深入纠左,庐山会议后的1960年3月起又再度纠左,国民经济调整时进一步继续纠"左"。既要看到"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犯严重左倾错误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努力纠"左"的一面,力求进行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