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赋辨体》的“情统观”

元代祝尧的《古赋辨体》是赋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祝尧有感于前代辞赋创作“情感缺失”的弊端,提出了“以情为主”的赋学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并不偏废“理”的作用,而是强调“以理辅情”并达到“情理兼胜”。而且,他也顾及到辞赋作品的文学性,系统辨析“情”、“理”、“辞”三者的关系。可以说,这是对辞赋“情感”理论的一次总结,并成为元、明、清三代讨论最多的赋学理论问题之一。     

创制世间至高至洁之文--论顾明道的通俗小说创作

顾明道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位知名通俗小说作家,其言情小说非独哀情,也是醒世的,蕴含着十分深刻的思想内涵;其武侠小说常借侠客形象以寄寓除暴安良、振兴华夏之理想。他的小说都与"情"密切相关,其小说意境清高、思想高超,既从本民族的文学传统中汲取营养,又受到西方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在当时别具特色,广受读者欢迎。     

太谷学派"圣功秘诀":"心息相依"

太谷学派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民间学派,其学自称“圣功”,而以“心息相依”为圣功要义和“秘诀”。它来源于南宗道教“性命双修”,太谷学派据此重现解释了宇宙万物和人类的本性,而主要是重新解释儒学,给传统儒学的一系列基本观念赋予自己的特别内涵,从而在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三教合一的文化发展趋势中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新的思想体系。     

略论元诗“宗唐得古”说的理论可能——以语义学分析为线索

“宗唐得古”是元诗的基本特征之一,但这种后来的归纳与认定却被过度引申.客观史料和语义学的分析证明:元诗“宗唐得古”说的理论引申必须得到限制,它只能在“陈述”与“总结”的基础上被理解;元诗的理论口号与实践间存在巨大差异,由口号上的“宗唐”得出元诗“反宋”的引申并不能成立;元代诗风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官方“雅正”诗风建立的过程,元人自身的陈述既剖明又遮蔽了历史.     

对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新阐释

根据《乐府诗集》的统计数据 ,汉乐府诗歌中本事和作品共同流传下来的占其总数的 44 %以上 ,班固“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的评价确是至评。汉乐府作者的创作动机以自我抒情为主 ,少数为了满足社会需要 ,其传播方式呈现出文事结合的特点 ,有的甚至“文依事存” ,诗文不具备独立传播的资格。分别从创作和传播的角度来看 ,对“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的古评可以赋予新的含义。     

启蒙、精神还乡、家园意识的三重溃败——对鲁迅《故乡》主题的重新阐释

鲁迅作品的经典性表征之一在于它广多的阐释性.在传统的政治性、阶级性"偏读"中,"我"的情感体验与心灵历程或多或少被忽视了的.重新阐释<故乡>,也即细密梳理、勾勒、陈列"我"的精神与情感过程,重新界定<故乡>的自我纾解特质.     

李贺《恼公》《昌谷诗》试注

李贺的《恼公》是打油诗,"恼"寓有"闹"意,又是一篇严肃的诗文评点。非艳诗,非自嘲,旧注皆非。诗从嘲讽《登徒子好色赋》入手,揭露了毛公《诗序》的虚妄。李贺诗具有自己的源流和反封建礼教的倾向。《昌谷诗》结构为三部曲:序曲凭吊嵇康等;中曲讴歌武则天;终曲写诗人梦中的憧憬。统领全诗的主题思想是无君论。     

顾炎武与"文选学"--以《日知录》为例

"文选学"从明代发展到清代,实现了由点评到实证的重大转变,生活在明清之交的顾炎武,则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开路人.他的治<选>成就集中体现在其名著<日知录>中.其贡献主要是以<文选>入选作品及李注为原始文献,阐释古代典章礼仪,窥测传统文化习俗,阐发文学思想,探讨文体特点及文体流变等.他对所有问题的探讨,都能穷源溯本,援古证今,反复参考,戒发空论,奠定了清代实证学风的良好基础.     

论陈澧经学观的形成

陈澧是晚清汉宋调和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早年遵信乾嘉汉学,中年以后论学不分汉宋门户,强调通经致用。王懋竑和顾炎武的经学思想对陈澧会通汉宋、回归孔孟的经学观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     

郑谷诗集版本源流考

通过校勘国内现存各种版本郑谷别集与散见于总集、选集及其他文献中所收郑谷诗，结合官私书目中郑谷诗集的著录情况，并参考历代诗话、笔记及今人研究成果，揭示郑谷诗集之版本源流及传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