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说顾颉刚与《吴歌甲集》

顾颉刚是中国最早收集和研究歌谣最有成就的人,《吴歌甲集》的出版是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史上一件特大的大事,北京大学胡适、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俞平伯等五个著名教授为他写序,给予特别高的评价。顾颉刚对民间文艺学的民俗学的贡献和五四时期北大学者教授们坚持科学民主的学术风度让后人景仰。而当下在一些文化团体、学术部门泛滥成灾的封建帮派作风、宗派主义思想,以及打击压制理论创新的学术腐败行为,只能对学术研究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焦循诗文集》点校拾误

广陵书社出版的新编《焦循诗文集》合并焦循诗文著述十种,为焦循和扬州学派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部重要的基础文献。鉴于整理点校对象多稿本、抄本,不免有种种版本烦难之处,点校过程中存在一些失误。文章掇拾57条加以辨析,以就教于点校者及方家。     

顾炎武在关中

本文通过丰富生动的史料，叙述了顾炎武临终前四年，在陕西华阴、富平等地与李因笃、王山史等人的交往以及一些社会活动，并对其临终前的心境进行了描摹     

诗心莹夜月文藻溢江流--顾毓琇诗词三题

顾毓是当代诗坛的一位大家 ,他的诗词风格温雅、和婉、清丽、俊逸 ,刚柔兼济。在诗论上提倡重、大、拙的审美取向 ,并在自己的创作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极善唱和之作 ,与古人的唱和成为其诗词的一大特色。通过与古人唱和 ,达到了向古代名作学习、感发个人情志和表达丰富复杂难以言述情怀的多种目标。     

略论六朝时期吴郡顾氏的家风与家学

吴郡顾氏作为江东本土文化世族的代表 ,自汉代以来 ,特别在孙吴时期形成了厚重的德义门风 ,此后代代相传。在学术文化上 ,自东晋以后 ,尽管顾氏子弟接受玄学新风的熏习 ,但其根本特征则仍然重视儒学 ,因循汉代的治经风尚 ,这使顾氏子弟与那些玄化名士的行为大异其趣 ,从而保证顾氏得以维系宗族内部的团结和长盛不衰。     

史学：在主观与客观之间——从顾颉刚难题到层累说的变型

如何在现代学术立场上,证明古书、古史的真伪是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从“顾颉刚难题”到“汉代改造说”、“古代文献不断重写”,层累理论不断发展,我们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今天的史学研究中有把王国维和顾颉刚刻意对立起来的倾向,其实他们活着的时候也不是这样。二重证据法和层累说应当结合起来,用二重证据法探讨古史真相,用层累说积极的一面,研究传说演变,那么,我们古史研究又会是一番新的景象。     

清代经典考据学之祖——顾炎武

清代学术以经典考据学为其代表,顾炎武可称考据精审的第一位典范人物。他慨然以匡时济世为己任,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试图复兴经学,“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并把经学引导到经世致用的道路上来。他的学说上矫宋明理学之流弊,下开清人朴学之先声,对清代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对顾炎武的生平与学行、“经学即理学”学术纲领的提出及其意义、通经致用的治经宗旨作一较新的探索。     

班固之“实录”论

班固撰《汉书》,为司马迁立了专传《司马迁传》,评司马迁《史记》为“实录”,这为“实录”论立了丰碑。此论包含事、文、义三方面的准则要求:一是“事核”、“事理”,即要求记事真实,善序事理;二是“文直”,“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即传人记事,要求文质相称;三是“不虚美,不隐恶”,即要求传人记事必须达义,美恶如实,不虚不隐,公示于世。班固之“实录”论,承上启下,不只是评司马迁《史记》,还有确立中国史学本体理论的重要的历史意义。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廖平经学的最大贡献是经学一变时期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而这些“新制”又主要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廖平治《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参以《王制》,发掘《春秋》所包含的孔子“新制”。     

紫姑传说中的巫术意义

紫姑信仰作为一种世俗性很强的民间信仰曾经遍及华夏大地 ,而巫术文化则以不可抗拒之力在紫姑传说中踵事增华 ,拜偶人、穿败衣、请神、扶乩、颂祝辞、念咒语、画符 ,等等 ,各种巫术内容杂糅其中 ,紫姑传说以一种开放性的姿态接纳了神秘诡谲的巫术文化的赠与。民间传说与巫术文化呈现出一种剧烈的互动态势 ,早期相对单薄的紫姑传说因为认可接纳了巫术文化的参与而获得了蓬勃生长的动力源。在此意义上 ,巫术并不单是紫姑传说中的副产品 ,它实际上已经成为紫姑传说中不可小觑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