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楚辞》的审美异趣——以神道观念为切入点

<诗经>表现出的神道观念具有一种精英文化特质,而<楚辞>则呈现出一种俚俗文化气息;<诗经>所描写的神灵具有崇高性,标志着审美主体的理性成熟,<楚辞>所描写的神灵多有具象,表现出审美主体情感的真挚与酣畅;<楚辞>所表现的神道观念更注重情感的愉悦与失落,而<诗经>所表现的神道观念更注重理性的深化与升华,二者在相同的表现对象上体现出的审美异趣,更为清晰地呈现出各自所代表的文化性征.     

纬书政治神话与禹形象的演变

在先秦至汉初的典籍中,禹是一位造福于民的治水英雄和人间君王。在纬书中,禹由凡人转变成充满神奇怪异色彩的受命圣王,从受命治水到受天赐、受天书,再到受舜,禅都是出自天命。纬书中的禹形象对后世史著和小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吴越春秋》中禹出生、得天书、遇九尾白狐等情节都源自纬书,《博物志》等志怪小说多采用纬书中的资料。     

祖先崇拜与人类主体地位的觉醒——以《诗经》为中心的考察

《诗经·商颂》与《诗经·大雅》中带有史诗因素的祭祀祖先的诗歌,集中体现了商、周部族对自己始祖的歌颂,以及对人类自身价值的发现和尊重,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主体意识的进一步提高——由自然主体转变为社会主体,有了明确的"类"意识。但这种意识是是群体的,因为,这时的个人还没有能力离开集体独立生存,也就不可能产生个体意识。     

郭璞注《水经》考释

东晋著名博物学家郭璞,曾为《水经》一书做过注解。从《隋书·经籍志》至《四库全书总目》,各正史“艺文志”及目录书、典志史中皆有明确记载。现存郦道元《水经注》中,也保留了郭璞注的部分内容。郭璞广泛的游历、渊博的学识以及他渴盼祖国南北统一的志向,是他注释《水经》的动力源泉。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 “扩红运动”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是在全国其他各路红军离开原有根据地后,由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建立的,为我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以“扩红运动”为研究维度,从三个方面进行深刻论析。面对国民党的“围剿”、根据地内反动势力的迫害以及薄弱的地方武装力量,“扩红运动”的组织发动显得迫切需要。“扩红运动”的组织发动不仅对打击封建反动势力、维护苏维埃政权、壮大革命队伍、策应红军长征,以及保卫土地革命成果、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对当今密切党群关系、处理民族关系、加强军队建设等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学史论楚辞兴起因缘之回顾探讨

今日台湾常见之九种中国文学史著作,在分析、探讨楚辞兴起之因缘时,有七种忽略了屈原对于“楚辞体”创造之重要地位,有一种对此论及之比重较少,只有王忠林等编写的《增订中国文学史初稿》对此论述得最为扼要、全面。结合当代楚辞研究的相关成果,反恩文学史针对此一议题之处理,有两点不容忽视：其一为楚辞名义问题,牵涉到作者采用的是广义或狭义的定义;其二为“南北之辨”,则是如何看待楚辞与南、北文化之间的渊源。     

科学发展观与贵州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

贵州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科学发展观要求各方面发展要协调、可持续,就教育而言,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也要协调发展才能可持续,对于这些地区而言,职业教育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将普通劳动力训练成为具有一技之长的技能劳动力,为这些地区的发展提供积累,因而,科学发展观是这些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     

贵州国画六百年略论

贵州中国画萌芽于明初,六百年来它在继承中国古代绘画传统,汲取地域民族文化养分的基础上,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由一脉不为人知的地方绘画成长为中国绘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独特的风韵开放在黔岭乌江。文章从宏观视野对贵州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画的衍变轨迹进行了初步梳理,并对数十个具有代表性的画家作了概略论述。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探义

今古文两学派的较量是《诗经》问题争论史中的一大焦点,但因三家《诗》的陆续亡佚,使得后人要支持今文《诗》,得同时致力于辑佚与诠释两个工作才行,清末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就是这方面的名著。此书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继续前进,尽量铺陈三家原貌,以《毛诗》作为理解今文的参照系,条理清晰,而其分别家数时,主要是依照陈寿祺父子《三家诗遗说考》的成果,甚至陈氏取材不够精审的缺陷也被王氏所承续,所幸,其在面对旧有材料时仍能注意到筛选与考辨的工夫,所以呈现出来的材料仍较陈书稍显精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