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正域《文选》评点浅论

郭正域流传到今天的《文选》评本共有三种,它们之间内容都有出入,应皆是依当时流行的评本、又有所选择加工而成。作为较早的文人评本,郭正域的《文选》评点与出现于其前的书商操作评本有着质的差别,在《文选》评点学史上有着重大的价值与意义。在评点中,郭正域表达了对七子派主张的不满,明确提倡六朝文学,强调文学作品的“表情”作用。批评谢灵运作品的独特角度,则有补七子派一味以格调衡文之偏的重要意义。他的评点也提示着当代人对评点著作应给予更多的关注,以免造成文学批评史的遗珠之憾。      

郭嵩焘、左宗棠爱国主义思想异同论

“湘阴双杰”郭嵩焘、左宗棠,是近代湖湘文化孕育出来的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在抵抗外侮,学习西方,富国自强的理论和实践中,既凝聚着二人浓浓的爱国情怀,又体现着二人爱国主义思想的差异。从爱国主义的历史功业来看,左宗棠超过郭嵩焘;从爱国主义思想认识来看,则郭嵩焘领先于左宗棠。     

郭嵩焘西学思想述评

作为晚清思想家,郭嵩焘清醒地意识到国家的强盛不能单纯依靠军事,而必须有相应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科技文化和风俗人心来辅成。为此,他对西方民主政体、教育制度和风俗教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考察。郭嵩焘不仅敢于正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而且对于中国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欣赏、接纳、学习西方政教、文化的胆识和见解,使郭嵩焘跳出了洋务派体用观的窠臼,在西学东渐的道路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思想的深刻和超前使郭嵩焘具有比同时代人更为高瞻远瞩的思想理念,也使他不可避免地成为思想解放的寂寞先驱。     

朝鲜诗家与山西诗人郭执桓的诗文友谊

郭执桓是清乾隆中期的山西诗人，与朝鲜诸多文士有“澹园联唱”之谊，扬名海东。朝鲜诗家欣赏其人品、学问，并称赞其诗歌“清虚洒脱”，有李白之遗风。郭执桓在中国并不是有名的诗人，而朝鲜诗家对他却颇为赏识，与当时中朝宗藩体系的稳定、两国文人交流的频繁有直接关系，同时也说明了清代中期两国诗歌交流的深入和繁荣。     

勇预时流——陈寅恪与郭沫若治学特色比较之一

陈寅恪与郭沫若生活在同一时代,并且都在史学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从比较的角度探讨二人治学特色的同异,应是不无意义的工作.于相同处着眼,二人都能勇预时流,运用新史学的材料与方法以及唯物辩证法,同时结合社会需要而研究学术,这些是他们取得巨大成就的法宝.     

“过”引申用法的认知分析

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对汉语“过”的基本语义结构进行形象的图示 ,对其基本引申用法做出统一的解释 ,并着重阐明、辨析表完结的体助词“过1 ”和表经历的体助词“过2 ”的意义和用法 ,指出对二者进行区分的必要性。     

太平天国时期中央与地方权力再分配格局的形成

太平天国时期,中央与地方出现了权力再分配的格局。在太平天国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不得不实行放权督抚的政策,允许地方进行自救。清政府这种政策调整的结果,造成国家权力由中央到地方的逐渐下移,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逐渐为以督抚为核心的地方分权体制所代替,晚清内轻外重局面基本形成。     

从《四因说演讲录》和《圆善论》论牟宗三的道家诠释

牟宗三在《四因说演讲录》一书中,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哲学理论,来讨论中国的道家哲学,他牵强地认定,中国的道家是没有实体创生的意旨的,道家的道,是一个非实有以及非必然的理论模型。他还认为,老子的“无”概念,虽然有动力因的意思,但却只是一个作用的姿态,因此并没有真正的形上学意义的创造性,只是一套境界型态的形上学,而不是一套实有型态的形上学。其实,牟先生是把道家的工夫论命题,当作了形上学的命题在解读,因此导致了错解。在《圆善论》中,牟先生又借由郭象的“迹本圆融”之说,来诠释庄子书中的儒家圣王帝尧的形象,这种做法,从儒家立场来说是可以的,但却是违反道家庄子立场的。牟先生只是借非儒非道之郭象哲学,来建立儒家的哲学,并且曲解又贬抑道家哲学。     

论民初资产阶级地方自治

民初资产阶级地方自治是中国近代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阶梯,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公民意识和政治参与水平的一项政治成就。但民初资产阶级地方自治,在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民主政治环境差、资产阶级政治地位不高以及国民教育普及率极低的落后国家,地方自治运动的发展水平是不会太高的。代议选举水平、地方行政管理水平、国民参政意识水准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四方面构成了资产阶级地方自治的评价体系。     

关于郭沫若与陈寅恪关系的辩正

郭沫若与陈寅恪在政治观点和学术理念上有所不同,但两人都肯定并尊重对方的学术地位。在有关《再生缘》的研究中,两位大师结下的学缘至今传为美谈。郭沫若与陈寅恪之间的学术争论是正常的学术探讨与切磋。作为诗人和学者,两人在本质上也有许多共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