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因说演讲录》和《圆善论》论牟宗三的道家诠释

牟宗三在《四因说演讲录》一书中,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哲学理论,来讨论中国的道家哲学,他牵强地认定,中国的道家是没有实体创生的意旨的,道家的道,是一个非实有以及非必然的理论模型。他还认为,老子的“无”概念,虽然有动力因的意思,但却只是一个作用的姿态,因此并没有真正的形上学意义的创造性,只是一套境界型态的形上学,而不是一套实有型态的形上学。其实,牟先生是把道家的工夫论命题,当作了形上学的命题在解读,因此导致了错解。在《圆善论》中,牟先生又借由郭象的“迹本圆融”之说,来诠释庄子书中的儒家圣王帝尧的形象,这种做法,从儒家立场来说是可以的,但却是违反道家庄子立场的。牟先生只是借非儒非道之郭象哲学,来建立儒家的哲学,并且曲解又贬抑道家哲学。     

论民初资产阶级地方自治

民初资产阶级地方自治是中国近代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阶梯,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公民意识和政治参与水平的一项政治成就。但民初资产阶级地方自治,在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民主政治环境差、资产阶级政治地位不高以及国民教育普及率极低的落后国家,地方自治运动的发展水平是不会太高的。代议选举水平、地方行政管理水平、国民参政意识水准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四方面构成了资产阶级地方自治的评价体系。     

关于郭沫若与陈寅恪关系的辩正

郭沫若与陈寅恪在政治观点和学术理念上有所不同,但两人都肯定并尊重对方的学术地位。在有关《再生缘》的研究中,两位大师结下的学缘至今传为美谈。郭沫若与陈寅恪之间的学术争论是正常的学术探讨与切磋。作为诗人和学者,两人在本质上也有许多共通之处。     

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新格局的形成

太平天国时期,中央与地方出现了权力再分配的格局。在太平天国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不得不实行放权督抚的政策,允许地方进行自救。清政府这种政策调整的结果,造成国家权力由中央到地方的逐渐下移,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逐渐为以督抚为核心的地方分权体制所代替,晚清内轻外重的局面基本形成。     

“至真、至情、至性”——金庸小说《神雕侠侣》中杨过形象之分析

金庸在《神雕侠侣》中塑造了一个颇具“另类”和富有争议的侠的形象——杨过。他狡狭轻浮、任性偏激,“正中有邪”,“邪中有正”。然而他狡狭中透着机灵,偏激中夹着狂放,最终历经磨难成为一代大侠,而且以其人格魅力深受读者的喜爱。     

《战国策注释》训诂失误举例

《战国策注释》是近年来出版的一部全面注释《战国策》的专著,本文着重分析了该书中有关词语解释的一些问题。从不明通假、不明语法、不明古注、不明词语的特殊意义四个方面说明:传统的训诂研究在今天仍有其自身价值,是我们全面正确理解古文献的重要手段。     

郭沫若抗战史剧昭示的人权真理

郭沫若是为中国人民谋求人权的杰出战士,也是设计人权治国方略的先行者,他的六部抗战史剧,称得上这方面的力作。剧本依靠舞台形象所昭示的人权真理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批判剥削阶级破坏人权的罪行,歌颂人民大众争取人权的壮举,揭示人权与国权的内在联系。     

“六经国史之外，其余著述皆为小说也”——冯梦龙小说思想研究之一

冯梦龙"六经国史之外,其余著述皆为小说"的命题潜含丰富的理论内涵:延续了从班《志》开始的小说文化定位,以对经史文化的逆向超越和顺向认同肯定小说的文化价值;确认了小说范围的宽广无边性,是对小说从细流到大海的发展历程的总结;认定了小说文体和话语的驳杂性,揭示了小说超文体的独特特征,指出小说文体的包容力和活力的巨大.     

异曲同工各呈其妙--郭沫若、阳翰笙历史剧创作思想比析

郭沫若和阳翰笙为川籍重要剧作家.论文选取二人于抗战时分别创作的"战国史剧"代表作<屈原>,和"天国史剧"代表作<天国春秋>进行了比较,指出了二人的创作意图、创作方法、历史观、创作风格等方面的异同.     

郭沫若书法艺术探析

郭沫若是中国20世纪文化艺术发展史上的杰出代表人物.其书法艺术卓尔不群,富有强烈的精神内蕴和时代特色,碑、帖有机相融,形成特色独立的郭体.郭沫若于书法艺术世界的建构留下宝贵的遗产,他的书法成就也足以彪炳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