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和米海里司共同影响郭沫若的中国古史研究

郭沫若承认自己在翻译米海里司著作中受到影响,还明言在研究中国古史上受益于王国维。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是中国本土金石学的遗产。郭沫若受自米海里司的影响主要是观念性的,而来自王国维的影响则是具体的甲骨金石释文和技术方法。王国维和米海里司共同影响郭沫若的中国古史研究,或者说郭沫若研究中国古史的路数是中西学术共同影响的结果。     

六朝文学研究的趋向——以三部古籍为中心

最近二十年,中国内地学者对六朝文学的关心主要集中在南朝。这是因为受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对南朝文学的评价过低,导致对它的研究不足。六朝文学研究的近况,从新近出版的三部新整理的古籍可见一斑,它们是《金楼子校笺》《玉台新咏汇校》《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它们都算是南朝文学研究的基本文献,其整理一方面仰赖于相关的研究积累,另一方面也必然会推动相关研究领域的深化,因此有着一定的代表性。     

秦国赘婿法律地位辨疑

秦国赘婿法律地位并非一直低下。秦立法剥夺其立户、受田宅等权利,强制其从军,始于秦统一六国后,直接原因为军事需要,深层次原因为文化认同、政治合法性建构的需要。     

《广绝交论》写作时间的考订及其意义

有关刘孝标《广绝交论》的写作时间，学术界主要有天监七年、天监九年两种观点。考察刘孝标在天监年间的行迹不难发现，天监十一年是刘孝标生平思想变化的重要转折点，以此为界，他由之前的汲汲于仕途功名彻底转向拒弃名利、向往隐逸。这一思想心态的蜕变，是《广绝交论》一文的基本创作前提，该文即作于此年。     

秦、西汉的“内臣”与“外臣”

本文对文献记载中西汉政权处理民族关系时出现的“内臣”和“外臣”作了分析 ,归纳了它们在与中央政权关系上各自不同的特点。作者在分析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基础上认为 ,秦简中的“臣邦”相当于汉代“内臣” ,“外臣邦”相当于汉代“外臣” ;并指出文献中的“羁縻”制度等同于“外臣” ,“葆塞蛮夷”相当于“内臣” ;同时提出“内诸侯”和“外诸侯”的称呼不适合于汉代分封和民族政策 ,应以汉代习称的“内臣”和“外臣”为准。最后 ,本文归纳了“外臣”向“内臣”转化的途径和原因 ,提出中央政权军事力量的壮大是完成此转化的直接动力。     

中原贫民亡入匈奴地区谋求生存

中原贫民违反汉禁亡入匈奴地区者大量存在,虽有严刑峻法障塞哨卡亦不能完全阻断。出塞攻略匈奴的中原将士多留没不还,其子孙亲戚仍在中原而生活贫困者都愿意亡出塞外去谋求生存。中原农民赋役负担过于繁重:力役兵徭苛捐杂税几十倍于古,产子3岁须出口钱,连续23年的大面积严重黄河水患及皇帝官吏的无度奢靡敲骨吸髓,致使他们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不少人因饥寒冻饿而死,或至人相食。破产农民流亡就食他乡被诬指为盗贼,并以军兴之法无情镇压。匈奴地区的管理相对宽松。匈奴中有不少来自中原的“秦人”。     

民国年间（1912～1949年）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内地僧人赴藏求法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自唐朝开始,经宋、元、明、清历朝不断,进入民国达到高潮。大勇法师曾在北京组建留藏学法团,其中的部分成员进藏求法,将大量的藏文佛教典籍翻译成汉文,推动并加强了藏传佛教研究,增进了汉藏僧人的相互了解和汉藏民族文化的交流。     

秦"大梓牛神"传说及其巫文化气质

从战国时代的《秦记》到六朝志怪文本,秦"大梓牛神"传说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古典文献对这种栖身于树的森林精灵及其灵验的类似记载,曾经形成一种特定的叙述模式或文化母题,它在人类学的视野观照下,彰显出巫文化在不同时代和民族原始遗留的世界普遍性。就其本事来考察,秦王砍伐大梓树的集体行为,实际上是古代社会结合巫舞而演示的一场较为正规性的巫术驱邪活动。     

科学辨识蔡伦造纸术之历史真实--以《中国造纸史》为对象讨论

《中国造纸史》一书,对晋代以后的造纸史、技术以及造纸术传播国外的情况,显得比较权威,但对涉及造纸的考古论断依据不足,认为西汉初已经有“造纸基地”、东汉初中州各地又成为“造纸中心”,凭主观臆想否决蔡伦的发明史实。该书对古代典籍的一些释读以及祭祀蔡伦习俗,也缺乏文史研究和田野考察。深入发掘、辨析典籍、各类文献、工具书与考古实物,考察蔡伦家乡祭祀习俗、南岭生态条件、生产生活方式,是揭开和还原历史真相的科学途径。蔡伦发明造纸术的史录、评价,不应轻率修改。     

论司马迁对先秦仁学的继承和改造

仁学思想是儒家道德哲学体系中的核心思想。司马迁通过历史研究,认识到了"仁"在治国安邦中的作用,于是对先秦仁学,特别是孔、孟仁学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和改造,孔子的仁学思想更是成为了他撰写《史记》、品评历代帝王的重要指导思想。本文将从《史记》入手,论述司马迁对先秦仁学的扬弃,并分析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和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