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其里,滑稽其表——《登徒子好色赋》的角色和主题

《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是宋玉表达“讽于淫”的主题的系列作品.《登徒子好色赋》是由登徒子和宋玉共同执导和表演的意在讽刺楚顷襄王的准俳优戏.它所揭示的既不是登徒子好色,也不是宋玉好色,而是顷襄王好色.此赋不像《高唐赋》“曲终奏雅”,因而其旨意十分隐蔽,但如果明白了登徒子就是唐勒(宋玉的好朋友)这个关键,那么其隐蔽的旨意便能揭示出来.     

对知音故事的文化再阐释

知音文化是湖北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情感力量。然而,历来对于知音文化的理解一直停留在知音故事层面,未能进一步深入。事实上,知音文化与楚地的风俗民情以及道家自然哲学之间具有深刻的渊源关系。时至今日,知音文化仍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与普世价值。     

观艺术之心叩灵魂之门——重读田本相著《曹禺传》

《曹禺传》是田本相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该著以其整体宏阔的结构原则,史实考订与艺术想像并重的阐释方式,注重心灵探寻的写作向度,重建了伟大作家曹禺的生命史和灵魂史。《曹禺传》所提供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透视曹禺本身,对探求文学背后所隐含的政治、思想、文化的解释,以及克服当代作家传记写作的隐与忧等亦有诸多启示意义。     

害道者莫甚于赋——从科举的角度看石介“时文害道”观念

石介作《怪说》攻击时文,将“时文害道”上升到与佛老同样的高度,此举固然有对韩愈、柳开等人观点的继承,但也和他长期从事教职有密切关系。杨亿的四六文被称为“进士赋体”,影响着科场乃至文坛,石介所言“时文害道”实为“辞赋害道”。石介的学生和追随者大多都不擅辞赋写作,在进士科考试中处于弱势,这成为他们反对辞赋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为进士不得不为辞赋,追寻古道的文人被迫处于反对辞赋而又不得不为辞赋的尴尬境地。复兴古道,必将寻求科举制度改革,“辞赋害道”就成为推动这一改革的理论基础。     

韩愈的道统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中华道统思想源远流长,但真正建立起“道统”论的,则是唐代韩愈。韩愈站在时代的高度,面对外来佛教文化及本土道教文化的挑战,以弘扬儒家圣人之道即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为己任,正式提出了儒家道统思想。经韩愈倡道统、批佛老、兴儒学的努力,使儒学再度复兴,并在宋末以后占据了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韩愈的道统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唐诗咏史说孙吴

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高峰。唐诗的兴盛与六朝诗歌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唐代诗人不仅从六朝诗歌中吸取营养,而且大量借用六朝历史典故来做比喻,大大丰富了唐诗的内涵。解读唐诗中关于孙吴之孙策、孙权、周瑜、鲁肃、甘宁、陆逊等人的典故,研究当时之历史,可以以诗证史,开展文史交叉研究。     

《汉语大词典》辨误两则

《汉语大词典》对“莫如”、“捆”两个词条的解释有所偏误。“莫如”在历史上本属不同层次的两个词,义为“没有谁（什么）比得上”,在近代汉语中才词汇化成为一个粘合词。“捆”的义项之一“编织时敲打使坚实”是对东汉赵岐注释的误解,可不立此项。     

乾隆《贵州通志·列女传》考论

乾隆《贵州通志.列女传》记载了贵州自宋至清初14府11州31县600余名贞节列女,这些贞节列女大体可分为节女、烈女、孝女与义女四种类型。其中节女最多,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分析节女的守节,可知其面临父母、翁姑、外族及天灾等阻力。但节女多数仍摆脱了各种阻力,从而为夫家养老抚幼,为国家育人讽教。因此,国家采取了各种旌表措施来表彰这些列女,如旌表门闾、建坊立祠等。不过,由于各种原因,也有不少列女未得到旌表。     

反控制叙述:凝视的倒错——对长篇历史小说《盂兰变》的女性主义解读

在一个由性别不平等所构造的世界中,凝视是男性的特权,而女性身体通常成为男性凝视捕捉的欲望对象。在达斡尔族女作家孟晖的长篇历史小说《盂兰变》中,作者以女性的视角试图掌控并进而解构凝视的权力,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分解那些建构在性别差异基础之上的严格且不容僭越的二元对立。女性作者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写作的智慧、力量及前景,在不断跨越边界的、不断自我质疑的过程中实现一次次地超越。     

文与道争鸣中宋代之文学宋玉批评与理学宋玉批评

宋代的宋玉批评,是在文与道争鸣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的。当时,人们为了阐述自己的文道观,常常以屈原及其后学宋玉为例论证各自的主张,于是他们有关宋玉的批评就在文与道的争鸣中展开了。考察宋代的宋玉批评,绝大多数批评家对于战国末年的辞赋家宋玉与其作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只有极少数理学家持否定态度。这有力地说明,肯定宋玉的文学史地位,肯定宋玉作品的讽谏内容和创作艺术,不仅是宋代宋玉批评的主流,而且有着超大比例的强势。